一
鄭樹森教授在《夏公與“張學”》一文提到，夏誌清的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在1961年出版，但其影響力早在1957年綻發出來。因為誌清先生在美國撰寫《小說史》時，每有所獲，就郵寄給他哥哥濟安先生過目和提供意見。一來在《小說史》上榜的作家在當時的台灣差不多都是政治禁忌，二來張愛玲除了身在美國外，作品本身也出色得令人不能不另眼相看。濟安先生因此把書中張愛玲那一章幕後中譯出來，題名《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以夏誌清的名字在《文學雜誌》發表出來（二卷四期）。1957年我是台大外文係二年級生，常到老師在溫州街單身教職員宿舍走動。
記得他拿著剛出版的《文學雜誌》感慨地對我說：“張愛玲終於遇到我老弟這個伯樂了。”其實夏誌清的《小說史》並沒有偏愛張愛玲。他對當年被文評界冷落的“千裏馬”如沈從文和錢鍾書不是一樣的就其獨特的個人才華說了公道話？當然，夏誌清把張愛玲這麼一個“通俗”作家跟魯迅等殿堂級人物相提並論還不算，居然還說她的短篇小說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珠菲兒（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韋爾蒂（Eudora Welty）、麥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
鄭樹森在文中透露，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台灣小說家朱西寧曾跟他說過，一直推崇張愛玲的成就，“但要到夏公出來講，才更加確定，覺得終於有人出來說公道話；可想而知，夏公這篇文章對當時台北文學界震動很大”。夏公文章讓我們閱讀張愛玲成了一種嶄新的經驗，不在他立言的膽色，而是因為他對張愛玲作品的論證，每能跟她作品中的“微言大義”互相印證。我得再引用鄭教授對夏公文評取向的表述。
首先，就方法學而言，夏公貼近美國形式主義“苦讀細品”的傳統。形式主義也稱“新批評”，就文論文，不把作家的書寫和他們的家世或生平混為一談。通過“苦讀”，夏公感受到張愛玲對文字色彩的敏感。其次，他又連帶地注意到張愛玲小說豐富得近乎“華麗”的意象。夏公是第一個把這關鍵詞視為張愛玲文體一大特色的文評家。這名詞日後成為“張學”一個熱門論題。
其三：“華麗”以外，另一個周而複始的在張愛玲小說出現的關鍵詞是“蒼涼”。這也是“張學”專家為文時常用的一個出發點。“蒼涼”就是“人生一切饑餓和挫折中所內藏的蒼涼的意味”。
其四：夏公認為張愛玲心理描寫細膩，但是她的觀察態度老練而客觀。
其五：夏公通覽張愛玲著作後，肯定她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就她人物相處的狀況來說，悲是“大悲”，也就是“一種非個人的深刻悲哀”。把“非個人”解為“impersonal”，即得“新批評”論說之精髓。
其六：夏公最先看到張愛玲受弗洛依德和西洋小說的影響，“可是給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舊小說”。這從她小說中圓熟活潑的語言和對白就可看出來。
《小說史》1961年3月上市。同年4月13日波士頓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出了David Roy篇幅特長的書評，推許此書麵世為年度出版界“一大盛事”（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不僅是專論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本嚴肅英文著述，更難得的是，“在現存的各國文字書寫的這類研究中，也以此書為最佳”（the 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David Roy是傳教士之子，寫過郭沫若評傳，後來專心致力翻譯全本《金瓶梅》。去年終於大功告成，終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是個大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