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上提到的“周”，是我1965年離開邁阿密後的“接班人”。
張小姐大概沒有好好地守規矩，沒有按時到辦公室恭候學生大駕。
1967年3月，她接到東部貴族女子學院Radcliffe的通知，給她兩年合約，做她要做的翻譯工作。
離開邁阿密前，她來了封英文信（1967年4月12日）：“周起初顯然把我看成是他的威脅。他轉來院長的指示，要我每天到辦公室，光去看書也成。我告訴他這可不是Badgley跟我的協定。後來我跟Badgley見麵，提到這件事。他好像有點不太高興。自此以後，我每次提到周時，他總是顯得很不自然似的。周怎麼扭曲我的話，我不知道。我本沒打算以這些瑣事煩你。我怕的是他在你麵前搬弄是非。……”
周先生是否把張愛玲視為“威脅”，局外人無法聽一麵之詞下判斷。他們間如果真有爭執，誰是誰非，就我寫本文的動機而言，可說“無關宏旨”。
看來她沒有把“駐校藝術家”的任務看作一回事，否則院長不會出此“下策”，“傳令”她每天到辦公室去，“光去看書也成”。
在Radcliffe耽了兩年後，張愛玲幸得陳世驤教授幫忙，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中國研究中心做事。茲再引鄭樹森文章一段：“張愛玲日間極少出現，工作都在公寓；上班的話，也是夜晚才到辦公室。1971年間，任教哈佛大學的詹姆士萊恩（James Lyon）教授，為了探討布萊希特的生平事跡，通過賴雅前妻的女兒，追趕至柏克萊，在初次求見不遂後，終於要在夜間靜待張愛玲的出現。雖然見麵後張愛玲頗為親切，但不少查詢仍以書信進行，其雅好孤獨，可見一斑。”
張愛玲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服務期間，中心的主任是陳世驤教授。換了一個不知張愛玲為何物的顧主，一來不一定會錄用她。二來即使用了，會否讓她“日間極少出現”，大成疑問。
本文以“落難才女張愛玲”為題，在感情上已見先入為主的偏袒。在“封建”時代，末路王孫迫於環境而操“賤業”，謂之“落難”。
張愛玲出身簪纓世家。如果不因政治變故而離開上海，輾轉到美國當“難民”，她留在香港繼續賣文、編電影劇本，生活縱使不富裕，但最少可讓她過晨昏顛倒的“夜貓子”生活。
遠適異國，張愛玲變了Eileen Chang。身世悠悠，已經諸多不便。更不幸的是生活迫人，不善敷衍而不得不拋頭露麵，與“學術官僚”應酬。不得不“衣冠齊整”，一小時挨一小時地在光天化日的辦公室裏枯坐。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那張愛玲的確有點像淪落天涯的“末路王孫”。
但話得分兩頭。前麵說過，我用“落難”二字，因在感情上有先入為主的偏袒。為什麼偏袒？因為我認識的，是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我認識的，不是Eileen Chang。
在異國，Ms。Chang一旦受聘於人，合該守人家的清規。現實迫人，有什麼辦法？主人隆重其事地替你接風，你卻遲到欺場，難怪人家側目。
胡適回台北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前，在美國流浪過一段日子。唐德剛先生覺得他這段生活過得狼狽，“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他也是落難之人。
這篇文章，拉雜寫來，沒有什麼“中心思想”，或可作“張愛玲研究補遺”這一類文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