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在《祖師奶奶的功過》一文提到，把張愛玲稱作“祖師奶奶”，可能是我的“發明”。大概是吧。七八十年代之間我有幸經常替台灣報紙主辦的文學獎小說組當評審。就取材與文字風格而言，當年曾過目的作品，不論是已發表的或是寄來應征的，真的可說非張（張腔）即土（鄉土）。
我當時認為確有張派傳人模樣的作家，有蔣曉雲和鍾曉陽兩位。德威七十年代在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係當研究生。他也是張迷。我們平日聊天，偶然也會就台灣的“張愛玲現象”交換意見。
後來德威“發現”了須蘭，隨即在《聯合文學》介紹她的作品。我讀後暗暗叫道，好嗬！寂寞的張愛玲，“晚有弟子傳芬芳”。先是台灣、香港，現在傳人已返祖歸宗，回歸上海，果然是一派宗師風範。德威和我在言談間把張愛玲戲稱“祖師奶奶”，大概是緣於這一種認識。
1994年我回到香港，斷斷續續地看了不少黃碧雲的小說，心裏一直納罕，怎麼祖師奶奶的陰魂一直不散？
十多年前看過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初出道時寫的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說的是成名作家因受前輩的影響引發出來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或可說是“師承的焦慮”。像蔣曉雲和鍾曉陽這一道作家，文字既“係出張門”，理應對“祖師奶奶”作品的特色，有別於尋常的看法。正因為他們不是學院中人，說話不“話語”（discourse），行文不“夾杠”（jargon），任何一得之見，來個現身說法，都應有可觀之處。
我思念多時，不能自已，乃把打算以“師承的焦慮”為主題籌辦一個張愛玲作品研討會的構想，跟梁秉鈞（也斯）和許子東兩位教授說了。我們三人“一拍即合”，決定分頭邀請作家和學者到嶺南大學來參加這個會議。
我們當時認識到，若要這個會議辦得“別開生麵”，就得突出“師承的焦慮”這個主題。這就是說，邀請在文字上跟“張腔”有些淵源的作家在會上“細說”一下他們“師承”的經過。
現在事實證明，我當時認為“別開生麵”的構想，實在是個孟浪得可以的主意。因為你認為某某作家是張派傳人是一回事，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文章又是另一回事。若無“師承”，何來“焦慮”？
在這方麵，王德威教授可說與我“同病相憐”，因為我們曾一廂情願地把好些作家強收在張愛玲的族譜內。王安憶的《長恨歌》出版後，他寫了一封信問她：“是不是跟張愛玲有一些對話的意圖？”
結果呢？王德威在《祖師奶奶的功過》作了交代。他說得對，我們做研究的人常常自以為是，往往低估作家在創作時的苦心。
前麵說過，我初讀黃碧雲，總不知不覺間把她和張愛玲拉關係。特別是讀《盛世戀》時，這種感受更濃得不可開交。後來看到黃念欣寫的《〈花憶前身〉：黃碧雲VS張愛玲的書寫焦慮初探》，心裏覺得好窩囊，因為我自鳴得意的“黃張配搭”，跡近“移贓嫁禍”。
且看黃念欣引黃碧雲寫的一段專欄文字：“我以為好的文學作品，有一種人文情懷：那是對人類命運的拷問與同情：既是理性亦是動人的。……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
以此觀之，今後“某某作家的祖師奶奶是張愛玲”這種話，慎不可說。細細想來，這也是對的。我們若說那位“文學工作者”的祖師爺爺是魯迅，也不見得是一種光彩。
夏誌清教授曾以斬釘截鐵的語氣把張愛玲推舉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我們同不同意是一回事，但要下這個定論，單具慧眼還不夠，還要膽色。黃碧雲對張愛玲的看法，容或偏激，但無可否認的是，她的小說人物，真的沒有幾個不是“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借用《紅樓夢》描繪寶玉的話，張愛玲筆下的人物，端的是“可憐辜負韶光，於國於家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