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電動打字機尚未流行。羅先生用的是舊式品種，手指按鍵盤真要點氣力。用複寫紙留副本，更費勁了。
鬱正先生古道熱腸，可見一斑。
我結識張愛玲時，因出道不久，“關係網”隻及近身的圈子。投石問路的地方，順理成章是邁阿密、夏威夷、和威斯康辛。
夏威夷和威斯康辛對我鄭重推薦的“才女作家”沒興趣。邁阿密大學的John Badgley教授倒來了信。他是我在邁阿密大學任教時的老板。信是1966年7月27日發的。謝天謝地，該校原來在二十年代有過禮遇“駐校藝術家”（artist-in-residence）的先例。
經Badgley教授幾番斡旋，終於說服校方請張女士駐校七個半月。
依張愛玲同年8月15日來信所說，她每月拿到的酬勞，約為千元。
我1964年在邁阿密拿的講師年薪，是七千元。除應付房租和日常開支外，還可分期付款買二手汽車。
張愛玲對每月千元的待遇，滿不滿意，她沒有說。不過，她7月2日給我的信中，對自己的處境這麼描述：“……即使你不告訴我有關學界中耍手段、玩政治的情形，我對自己能否勝任任何教職，也毫無信心。這方麵的活動，非我所長。適合我需要的那類散工，物色多年，仍無眉目。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事。你關心我，願意替我留心打聽，於願已足，亦感激不盡。目前生活，還可將就應付。為了寫作，我離群索居，不必為衣食發愁，因此除日常必需品，再無其他開支。但不管我多小心照顧自己，體重還是不斷減輕。這是前途未明，憂心如焚的結果。你和你的朋友雖常為我解憂，但情況一樣難見好轉。……”
信是英文寫的。以上是中譯。張愛玲給我的十八封信中，中文隻有五封。我給她的信也是英文居多。用打字機“寫”信，既比“引筆直書”方便，也較容易留副本。
1966年9月，她離開美國首都華盛頓，到了俄亥俄州的“牛津鎮”（Oxford），邁阿密大學所在地。除了邁阿密外，牛津鎮還有Western College，是一家小規模的女子“貴族”學院。
張愛玲寄居的地方，就是這家女子學校。
9月20日她來信（英文）說：“……病倒了，但精神還可支撐赴校長為我而設的晚宴。我無法推辭，去了，結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開罪人。要是麵對的是一大夥人，那更糟。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為我在這兒建立的友好關係一筆勾銷。也許等我開始工作時，感覺會好些。……”
事後我向朋友打聽，愛玲那晚赴校長之宴，結果怎麼“糟透了”（turned out badly）的真相。
大概朋友不想我這個“保人”聽了尷尬，隻輕描淡寫地說她這個貴賓遲遲赴會還不算，到場後還冷冷淡淡，麵對校長請來為她“接風”的客人，愛理不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張愛玲留港期間，那時的“天皇巨星”李麗華慕其名，通過宋淇先生安排一個讓她一睹才女麵目的機會。
宋先生不負所托。張愛玲如約赴會。出人意表的是，她沒有留下來寒暄，見了我們的“影後”一麵，點心也沒有吃，就告辭了。
她說自己“真的很容易開罪人”（do offend people easily），一點也沒說錯。
張愛玲在邁阿密的“差事”，不用教書，但總得作些演講和會見有誌學習寫作或對中國文學有興趣的學生。
對起居有定時的“上班族”來說，這應該一點也不為難。但張愛玲孤絕慣了，要她坐辦公室麵對群眾，確有“千年未遇之變故”的惶恐。
“今晚我到Badgley家吃飯，”她10月12日來信（中文）說，“別人並沒來找我。有兩處學生找我演講，我先拖宕著，因為Badgley說我不如少講個一兩次，人多點，節省時間。與學生會談的課程表明天就將擬出。周曾轉話來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書。我看書總是吃飯與休息的時候看。如衣冠齊整，走一裏多路到McCracker Hall坐坐看書，再走回來，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倒去了大半天，一事無成。我想暫時一切聽其自然，等give a couple of talks後情形或會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