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的英文版，1955年由極有地位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也是僅此一次，再沒接受她其他作品。她把脫胎於《金鎖記》的Pink Tears（《粉淚》）改投到也是大公司的Knopf。Knopf的退稿信寫得極不客氣：“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
《北地胭脂》經多家公司退稿後，張愛玲請夏先生代她找幾位“批評家與編輯看看”，特別指名要找的一位是夏先生在哥大的同事日本文學教授Donald Keene。六十年代初夏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的tenured professor（終身教授），時有新學術著作問世，在美國的漢學界聲譽日隆，大可過著“人到無求”的清靜日子。可是受了愛玲所托，不得不替她“跑腿”，跟本無任何業務關係的日本文學教授應酬。Keene是美國學者當中推介日本文學的大功臣，跟多家出版公司的關係密切。張愛玲特別點名請夏先生找他看稿，不是沒有理由的。夏先生隻好“硬著頭皮”照辦。Keene也“居然”把《北地胭脂》看了，還寫了評語，可惜“反應並不太好”。
張愛玲的名聲，是夏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打造出來的。他既然是她作品的“代言人”，為她“跑腿”、寫介紹信、寫序言，辛苦是夠辛苦的，但也實在責無旁貸。這且不說，我想夏先生最感吃力的莫如怎樣向一個“想象的雇主”推薦一個在履曆表上除了年齡、籍貫和著作書目外不見“專上學位”和實際“工作經驗”的Ms Eileen Chang的工作能力。愛玲說過“我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不知道她心目中的“小事”是哪一行業。她拒人於千裏，不適合在辦公室當秘書。她體格如“臨水照花”，沒氣力到麥當勞賣漢堡。
通過夏先生的“穿針引線”，到了1969年張愛玲終於找到一份雖然不一定適合她性情與興趣但絕對是她可以勝任的工作：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職務是解釋中共政治術語的專有名詞。她的頂頭上司是老前輩中國文學教授陳世驤。教人感到意外的是，她在“中心”工作才兩年，就給陳教授解聘。夏先生在張愛玲1971年6月10日給他的信的“按語”上說：“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以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張愛玲的“粉絲”，初聞“祖師奶奶”被陳教授“炒魷”，說不定會喊出“How dare he！”這種話來。陳教授是夏氏昆仲的舊識，出身北京大學，早在1949年前就落戶美國，在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享有“元老”的地位。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他著作不多，又無博士學位，但人脈極廣，很“吃得開”。五十年代底，濟安老師來美作“交換學人”，期滿後決定不回台灣。他當時是台灣大學外文係的名教授，到了美國，他是Tsi-an Hsia（T。A Hsia）。像Eileen Chang一樣，沒有博士學位的T。A。Hsia也曾曆盡“人離鄉賤”的辛酸。
最後陳世驤在加州大學的“中心”給夏濟安先生找到避難所。夏老師英國文學出身，到了加大的“中心”，當然不能再彈老調了。“中心”要他研究的工作，就是拿出現在大陸報刊（或參考資料）中新出現的名詞術語作基礎，然後就此引申、解碼。夏老師接了這份差事，為稻粱謀，結結實實地寫了好幾篇“解碼”文章。代表作有：Metaphor， Myth， 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 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和 The Commune 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
濟安先生1965年2月23日在柏克萊中風逝世後，我的老同學莊信正博士補上了空缺。信正離開後就是愛玲了。
讀了張小姐給夏先生的長信，可見她在“中心”工作，一開始就不順利。人際關係，處處碰壁。她負責找新名詞，偏偏那兩年情形特殊，就是沒有新名詞。沒有新名詞讓她借題發揮，張愛玲隻好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追溯到報刊背景改變，所以顧忌特多，沒有新名詞，最後附兩頁名詞”。
這篇報告，陳世驤說給了“中心”專代改英文的Jack Service和一個女經濟學家看，此外還有英文教授Nathan。他們看了，都說看不懂。張愛玲拿回去通篇改寫後，陳教授仍說不懂。以下張陳一段對話，不好轉述，隻合直引原文。引文內的“我”是張愛玲。
我笑著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讀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