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陳教授）生了氣說：“那是說我不懂羅？”
我說：“我是說我不能想象你不懂。”
他這才笑著說：“你不知道，一句話說八遍，反而把人繞糊塗了。”
我知道他沒再給人看，就說：“要是找人看，我覺得還是找Johnson（主任），因為（中心）就這一個專家。”
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我就是專家！”
我說：“我不過是看過Johnson寫的關於文革的東西，沒看過Service寫的，也沒聽他說過。”
他沉默了一會，仿佛以為我是講他沒寫過關於中共的東西，立刻草草結束了談話，其實我根本沒想到，是逼急了口不擇言。他表示第一句就不清楚，我也改了寄去，也不提，堅持隻要那兩頁名詞，多引上下句，以充篇幅，隨即解雇。
誌清先生在“按語”說1969年8月26日陳世驤寫了一封祝賀他新婚的毛筆信，其中有一句說“張愛玲女士已到此月餘，頗覺相得”。由此可見陳教授對張小姐並無“宿怨”，並無先天“敵意”。看來張愛玲跟上司關係搞得這麼糟，完全因為她缺乏跟別人麵對麵溝通的耐心和興趣。即使是書信往來，也是三言兩語，從不浪費筆墨。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給上司“解雇”、又怕陳教授跟夏先生“抱怨”，她也不會給夏先生寫千多兩千字的長信。
莊信正在“中心”上班後，也按照老師夏濟安的舊規，以“文化大革命”為題寫了一篇專門詞語的研究（“A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A Terminological Study”）。名目雖說是“專論”，文末也附有十二頁中英詞語的glossary（詞彙表）。陳世驤有鑒於此，可能在跟張愛玲討論第一個研究計劃時，特別強調要有個glossary。誌清先生猜想，陳教授不會不讓她選擇一個敘述專題而強迫她另編一本中共術語辭典的，“除非一開頭二人關係即已僵化”。
夏誌清的“按語”接著又說：“假如世驤並無惡意地叫愛玲去編一本glossary，她多看報刊之後，發現了那年的‘名詞荒’，大可征求他的同意去改寫一個題目的。隻要她同世驤、美真兄嫂保持友善關係，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何況隻是一個題目？……但世驤專治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張愛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細讀。作為一個主管人，他隻看到她行為之怪癖，而不能用欣賞她的文學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禮和失職。在世驤看來，她來中心兩年，並未在行動上對他表示一點感激和敬愛；在研究中共詞語這方麵，也可能從未向他請教過，隻一人在瞎摸！最後寫的報告，他也看不懂，glossary隻有兩頁，還要語言頂撞！遷怒之下，陳教授把她‘解雇’了。世驤對愛玲不滿意，曾在我麵前表示過。”
“按語”的開頭還有這幾句關鍵性的話：“中心裏的主管和研究員都真是中國通。愛玲的一舉一動，極受她們的注意。她日裏不上班，早已遭人物議。一旦解雇，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1966年夏天，我有緣在印第安納大學一個學術會議上跟Eileen Chang見過一次麵。跟我一起到她旅館去看她的，還有我兩位學兄：胡耀恒和莊信正。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三個“小朋友”代她謀小差事。此事我曾在舊文《落難才女張愛玲》作了交代，這裏不妨簡單舊話重提。我穿針引線把Eileen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板”，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9月20日她給我的信上說：“病倒了，但精神還可支撐赴校長為我而設的晚宴。我無法推辭，去了，結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開罪人。要是麵對的是一大夥人，那更糟。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為我在這建立的友誼一筆勾銷。”
後來我在邁阿密的舊同事來信說，校長的晚宴，張小姐overslept（睡過了頭）。“駐校作家”本有office hours給學生的，她也難得見人。說之，關係搞得不好，一年過後沒有續約。
張愛玲一生的三個男人，都可看作是一種“孽緣”：一是對她諸般折磨虐待的鴉片煙鬼父親，其次是把她看作“小妾”的小漢奸胡蘭成，最後是“又窮又老”晚年“失禁”的賴雅。可幸的是，她性格雖然孤絕，不近人情，卻得到幾乎跟她無親無故的男人傾心傾力的照顧。套用舊小說的語言，夏誌清先生是她的“恩公”。替她奔走書稿合同、版稅的事宜，次數多了，她不好意思，要給夏先生傭金。夏先生雖然從未富裕過，也沒要過她一文錢傭金。她晚年時有書信往來的是莊信正兄。他替她跑腿找房子，搬家時動手動腳給她拉行李，都是無償的，不求回報的。對於這些“古道熱腸”的朋友的幫忙，私底下張小姐是怎樣看待他們的？1967年5月14日她給夏先生的信說：“千萬不要買筆給我，你已經給了我這麼多，我對不知己的朋友總是千恩萬謝，對你就不提了，因為你知道我多麼感激。”
張小姐雖然“命苦”，但我們這些算不上她“知己”的“張迷”在這“寒噝噝”的世界中也算對她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