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與屈原同世的楚懷王、鄭袖、上官大夫、靳尚、頃襄王、子蘭……因了屈原，他們在後世的名字（當時和曆史角色）有些古怪——屈原的對立者，又何嚐不是自屈原之後……他們和我們的對立者呢？而“知其訛誤而循之者”和“不知其訛誤暗應之者”——才是世間最大的悲哀。數千年之後，屈原之“與愚妄戰”和“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九懷》）的清潔精神，至今仍舊是孤獨的，唯我獨尊的。
屈原之“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司馬遷“瑾喻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誌，懷沙自傷。”的絕世之讚；賈誼《離騷賦》中“嗚呼哀哉，逢世不祥”的狹隘“指認”……屈原的肉身存滅，已經沒有了太多意義，於世於今，這個人似乎永遠處在一個人類道德和精神的頂端位置，被人無休止歌頌、懷念和向往，但終究企及者太少——或者說，屈原的高度，遠遠超出了這個俗世可以承載和容納的“標尺”和“能見度”。
被眾人懷念的屈原，中國紀年方式的農曆五月初五與其說是一種習俗，不如說是這種悼念是我們每一個人“內心的儀式”，2000多年前的屈原儼然是一個象征，一個被高度推崇的精神領袖和文化旗幟。司馬遷對屈原“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誌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讚譽；屈子自詩之中“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及“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等等歎謂，在現在看來，這種聲音顯得離奇甚至有些自不量力——司馬遷對屈原“與愚妄戰”的發現和委婉表達，構成了屈原精神和悲劇最核心的部分。
而由屈原產生和流傳那些耳熟能詳的習俗、事跡和“語言”——人死而名垂，事銷而功存……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情？但環顧四周，卻又空曠寥落，寂靜莫名。屈原的“忠”與“孤憤”；明知不敵，而又決不妥協、以死完結的“與愚妄戰”……陽光是一輪又一輪的清洗，大地萬物在光芒之中一次次枯榮。作為詩人的屈原肉身已經消失在汨羅江乃至中國每一寸水土之中，在每個人的心中成為符號和雕像。而二〇〇八年——就像麵對人間自始至終所有因“災難”而罹難的逝者一樣，每一個人都應當受到尊重、哀悼和紀念——5月12日（農曆四月初八）汶川大地震，那麼多人在突然的災難之中成為永遠的逝者，他們是屈原的近鄰，中國公民，他們的死亡和疼痛，就像是另一些我們——我想，這應當屈原“普世理想”重要組成部分。
“懷沙自傷”的屈原——曆久彌新的精神認同。汶川（含甘肅、陝西、重慶、雲南）等地的地震，卻是一種無法抗拒的災難（斯公元前二七八年五月初五；今公元後2008年6月8日，汶川震災後第27天。）——其威力和能量相當於當年在廣島爆炸的大胖子原子彈250倍。在垮塌的高山和廢墟之中，碎裂的水泥板塊浸染鮮血，笑聲和歎息在猝然的傾軋之下停頓——在電視屏幕前，眼淚不止，內心絞痛，看著那些掙紮者、號啕者、罹難者、救援者、呼號者、茫然者……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做些什麼——哭泣、悲傷、衝動的嘶喊和妄想的前往……都是徒勞甚至矯情的，包括捐款，或許隻是一種形式，甚至隻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情感慰藉。
這一時刻，我相信每一個人，在個己生命曆程之中，第一次如此地為災難的同類（同胞）懷抱前所未有心碎和疼痛——我想，如果屈原在天有靈，也會在渺遠天宇，發出：“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湣而不遷兮，願誌之有象。”的哀歎和期翼，其中前一句的“草木”與後一句的“南土”似乎有一種象征和讖語的意味——但平民罹難和貴族“所自沈源”之間，同可為“普天之殤”，且有著同等甚至超越其上的精神意味和靈魂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