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代價了，或者說，這些就是罪過留給個體生命的負擔。於今看來，爺爺眼盲的最大意義就在於此了，對我而言，是這樣的，但對於他本人而言，中年的殘疾帶來的“福利”可能僅僅是少了出入田地的風吹日曬和幹渴勞累。對此，我想爺爺一定這樣想過，但對誰也沒有說出——他去世的時候，是1990年冬天的一個正午，整個上午，他還和奶奶，還有我和表弟，在一起用笨重的鍘刀切玉米秸稈——午休時，我回到了自己家，奶奶去了姑媽家——大約兩個小時，再返身回來，他就沒有氣息。
令我覺得殘酷的是：爺爺的死太多倉促了，無意識，無征兆，不合常理，難以叫我（當然，父親和姑媽比我更為難過）接受。但我沒哭，看著他安靜地躺在那裏，麵龐依舊紅潤，三天不失色，我沒有感到特別的悲傷，從始至終一滴眼淚都沒掉。我不知道為什麼，但絕對不是對爺爺沒有感情。這個問題很多年來我一直在想——唯一合適的解釋是：那時候還小，對死亡有著一種本能的疏遠和無意識的隔膜，盡管逝者是自己的親人。
奶奶是個小腳女人——關於她的小腳，我僅僅見過一次，她的腳就像長不大的玉米穗子，又像是一個短粗的木楔子，上麵的白色老繭一層一層，再加上一層一層的白色裹腳布——奶奶解的時候，我躲開了，忽然想起毛澤 東批八股文那句話：“就像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但奶奶的身體很結實，在她那輩婦女當中，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地裏活計差不多都能幹。但奶奶有一個同村其他婦女沒有的優點：很會使用人，絕對做到人盡其才。典型的例子是：我和同歲的表弟長到10歲，奶奶就抓住了這個天然資源，每個周末和假期，都把我們安放在他們家裏，做我們最愛吃的，蓋家裏最好的被褥，我們隻需要做的是：不停地為她做農活，上山打柴，挑糞、切幹草和挑水漚糞。
如果牽強一些說：奶奶在無意識中掌握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法則：“互助是我們道德觀念的真正基礎”。這看起來是一個普遍的方式，盡管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但它已經是哲學生活化的典型案例了。但就我個人而言，小時候，奶奶給我的印象不好，甚至糟糕。大概有兩點：一是她和爺爺十分偏向表弟和姑媽一家，我不能為她做農活之前，見到我臉就扭到一邊，看一眼都覺得讓我沾了便宜。即使我能為她幹活了，雖然不怎麼明著袒護表弟，但背地裏一直給表弟更好的東西；二是對爺爺有些悖逆，這裏麵的內容包括很多，至今，似乎隻有她和我們村的某些人知道了，相信再過10年，除了我和我的父母兄弟外，就再也不會有人記得了。
奶奶有四個弟弟，還有一個妹妹，其中兩個兄弟在距離我們村5華裏的石盆村，另外兩個兄弟和一個妹妹在山西左權縣一個鎮子裏。四個弟兄當中，老大老二兒孫滿堂，老三老四卻孑然一身，老姨也一生沒有生養，後來要了一個幹兒子，撫養大後並不孝順。我11歲那年寒假，奶奶帶著我去山西老舅老姨家。雖然隻是隔了一道山嶺，但山西的氣溫要比河北低10攝氏度左右，北風呼嘯，連綿的大雪紛紛揚揚，曲折的道路和突兀的高山銀裝素裹，看起來都像是神仙夢境。那一次去，我感冒了，躺在火熱的炕上，感覺像是一條熱鍋上的魚。有一天，我睜開眼睛，看到一張俊美的臉孔，汪汪的大眼睛、粉白的皮膚，她一直趴在我的身邊，目不轉睛看著我。在那個瞬間，我的身體和內心猛然一陣翻動，像是潮水一樣，猛烈、迅速。
沒有比這樣的情景更動人了，美得幸福得讓我至今覺得心疼和快樂。還有一個情況，我不知道該說還是不該，或許是對逝者的不敬——有一天上午，陽光照在高大而荒蕪的山嶺上，我從老舅家跑到老姨，莽撞推門，卻看到老姨夫正在幫因患腦血栓而身體不便，小解後的老姨提褲子——我看到了，老姨或者女性最隱秘的地方，平生第一次，瞬間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來自心裏，而不是感官。我不知如何是好，怔了一會兒，老姨也老姨夫也看到了我——他們笑笑，我轉身走出了老姨的院子，站在空空的鄉村街道上，看著冬天的陽光，稀黃、微弱，在遠山近嶺上蕩漾。
但另外一件事情卻讓我感到傷心：可能是受奶奶的感染，兩個老舅也都偏向表弟和表弟家——有些時候，個體話語霸權與公共話語鉗製有著同樣強大的威力。哈貝馬斯說：“如果不想用妥協或者暴力來解決衝突，那就得首先要嚐試進入話語狀態，並在世俗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倫理觀念。”而對於我和我們家來說，因為奶奶不喜歡或者說與母親不睦，作為直係親戚，這種話語權利當然就淪落為奶奶一人至上了。也還是那一次，我病得昏昏沉沉，朦朧中，聽到三老舅嘟囔了一句厭倦我的話。當時，我突然覺得了空曠和冷，眼淚流下來，想哭，但又不能，隻好迅速把腦袋塞進被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