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卒保車”本為像棋戰術用語。它已廣泛運用到社會的許多領域。意思是：為了全局的利益，有時要丟失一些局部利益。它有時表現出被動的特征。“兩害相衡從其輕”，為了“帥”的安全而舍車馬，為了車的安全而拋小卒。
高明的謀略家，胸中時時都要裝有種種利益的砝碼，權衡利害，決心和計劃不被小利所誘惑，也不為小害所影響，把握全局，措置自如。
體察民情喬治六世得民心
喬治六世登位之初，因為口吃這一生理缺陷，做事情畏畏縮縮，對王政缺乏足夠的信心，無形中，在人們心裏形成了一個“平庸國王”的形像。人們對比較精明強幹的前國王產生懷念之情，而對新國王則不以為然。曆史學家認為，英國當時確實存在著嚴重的“王室信任危機”。
喬治六世明白他所麵臨的嚴重局勢。他在與口吃毛病作頑強鬥爭的同時，對王室的公務勤勤懇懇，從不馬虎，終於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王的“自我犧牲和奮鬥作為”，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看法，扭轉了王室的信任危機。
歐洲大戰爆發後，英國的一些名流貴人紛紛忙於安排自己的後路。他們或全家老小出走海外，或把家中財產、妻兒送往中立國家。當時，喬治六世的兩位心愛的女兒分別才13歲和11歲，她們是王位的第一和第二繼承人。臣下都非常清楚，戰火紛飛中，萬一兩位公主遇上三長兩短，大英帝王的寶座誰來繼承?有一天，幾位政府要員經過合計，去王宮覲見國王，請求道：“陛下，倫敦常被德國人轟炸，兩位公主是否有必要先送到加拿大去，暫時避一段時間?”
對人們的好心建議，喬治六世心中充滿感激之情。做父母的，誰不想讓自己的兒女遠離禍端?但喬治六世想到，自己身為英倫之主，在民族利益和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如果首先顧及自己家人的安危，怎能為臣民樹立表率，使全國軍民同舟共濟，共禦外敵?因此，喬治六世毅然謝絕了人們的好意，並且決定，無論德軍對倫敦怎樣狂轟濫炸，也決不離開王宮，他要將白金漢宮作為固定的司令部地址。
此後，喬治六世以一國之主的身份，與全國人民一道，同心抗敵，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倫敦遭受轟炸最猛烈的日子裏，為了體恤民情，鼓舞士氣，國王攜同王後到首都各區和全國各地視察慰問軍民，他甚至來到髒亂不堪的貧民區——倫敦東區去看望百姓，在工廠、商店的廢墟中巡視。雖然他沒有替人們解決多少實際困難，但國王體恤民情的作法，確實感人肺腑。因此，每當喬治六世來到一個地方時，成千上萬的人便擁上前去，含淚高呼：“感謝上帝賜給了我們一位好國王！”
戰爭期間，喬治六世的足跡不僅遍布英倫三島，而且幾乎布滿整個歐洲戰場。他曾五次到國外巡視各地戰場，到過法國的馬其諾防線、北非戰場，訪問過馬耳他、意大利、比利時和雅典。喬治六世冒著生命危險的這些行動，對鼓舞土氣、加強盟軍的共同作戰，從而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勝利，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他也以自己的行動贏得了民心，因而很快扭轉了“王室信任危機”。戰爭結束後，丘吉爾首相在給國王的倍中說到這一點時寫道：“這場戰爭使王室同人民之間的聯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緊密了。陛下受到英國各界人士尊敬的程度，超過了以往曆代英王。”
與士卒同甘苦，可以取信於士卒，與百姓同甘苦，可以取信於百姓，以一人之心，爭取萬人之心，精誠團結，患難與共，共渡難關，曆史上這種例子很多，因而，古今中外的帝王將相都把它作為治國治軍的基本原則之一。
亨利王雪地長跪求教皇
在封建社會，人們往往把代表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國王比作太陽，但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卻說皇帝、國王隻不過是月亮，在他們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權威，那就是教皇，隻有教皇才佩稱為太陽。
教皇是基督教會的首腦。教會本來隻是管理宗教事務的團體，但在中世紀的歐洲，由於各個王國內封建主割據林立，連年混戰，造成王權衰弱，局勢混亂，這時隻有羅馬教皇可以統一指揮各國、各地區的教會，加上各民族又都信仰基督教，因此教會在群眾中影響很大，這就使得羅馬教廷成了淩駕於各國之上的政治實體，教皇成了各國國王的共同的太上皇；國王登位、加冕要由教皇來主持；和國王同行時，教皇騎馬，國王隻能步行；接見的時候，教皇坐著，國王要屈膝敬禮。國王的權力來自教皇，神權高於王權。不僅如此，教會還在各個國家擁有1/3的土地，並且向各國居民收取“什一稅”(即每人收入的1/10交教會)；文學、藝術、哲學、法律等都必須為教會和神學服務。一個人從出生、成年、結婚一直到老死，處處都要受教會的管理和控製，教會擁有自己的監獄和刑法，還用“開除出教”的辦法來對付一切反抗者。一個人如果被開除了教籍，他的一切社會地位和社會關係也就失掉了；這是一種最令人害怕的懲罰，連國王、皇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