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見我寫字那樣吃力，不覺動了惻隱之心，三番五次地勸我改用口述。但我寫文章從來不是發揮個人才智。離開了筆，單靠一張嘴，我毫無辦法：講不出來。有筆在手，即使一天隻寫一百字，花兩年功夫我也可以完成一集《隨想錄》。我不靠駕馭文字的本領，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本領，我靠的是感情。對人對事我有真誠的感情。我把它們傾注在我的文章裏麵，讀者們看得出來我在講真話還是撒謊。不談過去，單說現在吧，我絕不寫文章勸人“公字當頭”，而自己“一心為私”。自己不願做的事情，我也絕不宣傳。我的座右銘便是：“絕不舞文弄墨、盜名欺世。”不管寫什麼長短文章，我時時記住這句話。
病中寫的短文大概不會是“無病呻吟”之作吧。我寫文章並非為了消遣，也不是應酬朋友，隻是有感而發，也無非根據幾十年生活、閱讀和寫作的經驗。我雖是病人，但醫生說我的腦子清楚，沒有病態。我自己經過反複思考，也覺得我還能順著一條思路走下去，似乎未患老年性癡呆症，不至於信口胡說。當然，醫生講話，並非法令；自我吹噓，也不可靠。何況小道消息又傳我“風燭殘年”、“抱病在身”，有些好心人不免為我憂慮，經常來信勸我休息。我不是一個固執的人，我也知道擱筆的日子近在眼前，自然的規律不可違抗。但是人各有誌，我的願望絕非“歡度晚年”。我隻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愛憎消耗幹淨，然後問心無愧地離開人世。這對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稱它為“生命的開花”。
我提到“小道消息”，近幾年來關於我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嘰嘰喳喳”，使得朋友和讀者替我擔心，為我痛苦。我曾多次要求：讓我安靜，將我忘掉。但是並沒有用。有時謠言自生自滅，有時消息越傳越多。有的完全無中生有，有的似乎又有線索。謠言傷人，鋒利勝過刀劍；隻是我年到八十，感覺越發遲鈍，不會一嚇就倒，一罵就死。有時冷靜思索：為什麼我不能安靜？是不是因為我自己不肯安靜？……我想來想去，始終在似懂非懂之間。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按原訂計劃我要編寫五冊《隨想錄》，現在隻差最後的一冊，快結束了。這樣一想倒又處之泰然了。
這兩年中間除“隨想”三十篇外，我隻寫過一篇短文《答井上靖先生》。我喜歡這篇書信體的文章，它表達了我對日本朋友、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真摯的感情，我將它作為附錄收進這個集子。
最後我還想講一件事。從寫第三十幾則“隨想”起，我養成一種習慣，讓女兒小林做“隨想”的第一個讀者，給我提意見。小林是文學刊物的編輯，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她校閱我的每一篇“隨想”認真負責，有話就講，毫不客氣。我們之間有過分歧，也有過爭吵。我有時堅持，有時讓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見刪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編輯《病中集》，重讀兩年來的舊作，我覺得應當感謝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議。作為年輕人，她有朝氣，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種老年人翻來覆去的嘮叨。
1984年2月24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廣州《羊城晚報》。
《無題集》後記“注釋1”
《隨想錄》第五集三十篇寫成，我給這個集子起了一個名字：《無題》。三十篇“隨想”篇篇有題目，收在一起我卻稱它們“無題”。其實我隻是借用這個名字說明：絕非照題作文。我常常寫好文章才加上題目，它們不過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隨想錄》發表時，並沒有小標題。那還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經過了八年了。當初預定五年寫成的書，到今天才勉強完成，更沒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們認為我的生命力很強，經受十年的折磨後還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許多事。的確還有許多事留給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麼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種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著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養病的一年。這些情況在前一個集子（《病中集》）裏我已經講過了。當時的困難比我在書中寫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卻又樂觀起來。（隻要“文革”不再來，我什麼都不怕！）朋友們勸我少寫或者不寫，這是他們對我的關心。的確我寫字十分吃力，連一管圓珠筆也幾乎移動（的確是移動）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著筆動。我坐在書桌前幹著急，慢慢將筆往前後移，有時紙上不出現字跡，便用力重寫，這樣終於寫出一張一張的稿子，有時一天還寫不上兩百字，就感覺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寫以上這些話無非說明我的“隨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拚湊起來的。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我發表它們也並不是在裝飾自己。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裏反複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幹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我在“隨想”中常常提到欠債，因為我把這五本《隨想錄》當作我這一生的收支總賬，翻看它們，我不會忘記我應當償還的大小債務。能夠主動還債，總比讓別人上法庭控告、逼著還債好。
賬是賴不掉的。但是這些年我們社會上有一種“話說過就忘記”的風氣。不僅是說話，寫文章做事也都一樣，一概不上賬，不認賬。今天發表文章罵你是“反革命”，過一年半載同你見麵又握手言歡，好像什麼話也不曾說。所以有些朋友聽我說起償還欠債，反而覺得這是多此一舉。他們說又不是你犯了大錯，應該算清總賬的時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見我常常糾纏在一些功過是非上，為過去一些表態文章責備自己，就勸我不要太認真。他們說你看報刊評論員經常寫文章叫人說真話，講東論西，談天說地，仿佛一貫正確，從未記賬認賬，好像我講出來就是真話，你隻要唯唯諾諾，萬事大吉。這樣說過就算，豈不十分幹脆？我的回答是：過去即使我習慣於跟著別人走，但做一個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輩子人雲亦雲，我總得講幾句自己的話，何況我就隻有這末一點點時間，就隻有這末一點點篇幅。大家高談闊論有什麼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來？我勸過朋友，要把心交給讀者，我責問自己：究竟講過多少真話？！我應當愛惜手邊的稿紙和圓珠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浪費的了。讀者也不想多聽老人的嘮叨，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一個盜名欺世的騙子。
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話說得太多。寫作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容的讀者請罪。我懷著感激的心向你們告別，同時獻上我這五本小書，我稱它們為“真話的書”。我這一生不知說過多少假話，但是我希望在這裏你們會看到我的真誠的心。這是最後的一次了。為著你們我願意再到油鍋裏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們的判斷。同這五本小書一起，我把我的愛和祝福獻給你們。
1986年7月29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八日上海《文彙報》。
《隨想錄》合訂本新記
一
三年前我答應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出版《隨想錄》的合訂本，當時我對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書，自己並沒有信心。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上，感到進退兩難。我知道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裏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經常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寫吧！”我不斷地安慰自己：“試試看。”隻要有精神，有力氣，能指揮筆，我就“試試看”，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於寫完了最後一篇“隨想”。我擔心見不了天日的第五卷《無題集》也在嘰嘰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過荊棘叢生的泥濘小路，進入燈燭輝煌的“文明”書市和讀者見麵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今後呢，五卷書會走它們自己的路，我無能為力了。這大概是我所說的“適當的時候”吧。那麼我答應為合訂本寫的“新記”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一百五十篇長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自己說是“無力的叫喊”，其實大都是不曾愈合的傷口出來的膿血。我擠出它們，不是為了消磨時間，我想減輕自己的痛苦。寫第一篇“隨想”，我拿著筆並不覺得沉重。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作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我不敢往深處刺。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幹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樣的膿血。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不用我擔心，我沒有做好的事情，別的人會出來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會有人走到我的前頭，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寫完五卷書我不過開了一個頭。我沉默，但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沒有人願意忘記二十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更“深刻的教育”。我們解剖自己，隻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於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
二
怎麼我又講起大道理來了！當初為香港《大公報》寫稿的時候我並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隨想錄》是從兩篇談《望鄉》（日本影片）的文章開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來訪的日本演員栗原小卷，對她說，我看了她和田中絹代主演的《望鄉》，一連寫了兩篇辯護文章，以後就在《大公園》副刊上開辟了《隨想錄》專欄，八年中發表了一百五十篇“隨想”。我還說，要是沒有看到《望鄉》，我可能不會寫出五卷《隨想錄》。其實並非一切都出於偶然，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隻有在經曆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後，隻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裏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麵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隻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