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總序“注釋1”
我年過七十，工作的時間不會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我被剝奪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時光，說是要奪回來，但辦得到辦不到並沒有把握。我不想多說空話，多說大話。我願意一點一滴地做點實在事情，留點痕跡。我先從容易辦到的做起。我準備寫一本小書：《隨想錄》。我一篇一篇地寫，一篇一篇地發表。這些文字隻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既無係統，又不高明。但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雲亦雲，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
巴金 1978年12月1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隨想錄》後記
《隨想錄》第一集收“隨想”三十篇，作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後每年編印一冊，到一九八四年為止。
《隨想錄》是我翻譯亞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時的副產品。我說過赫爾岑的“這些議論就在當時看也不見得都正確”。而我的“隨想”呢，我可以說：它們都不高明。不過它們都是我現在的真實思想和真摯感情。
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過去不懂這句話，今天倒頗欣賞它。我覺得我開始在接近死亡，我願意向讀者們講真話。《隨想錄》其實是我自願寫的真實的“思想彙報”。至於“四害”橫行時期被迫寫下的那些自己咒罵自己的“思想彙報”，讓它們見鬼去吧！
過去我吃夠了“人雲亦雲”的苦頭，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動腦筋思考。雖然收在這裏的隻是些“隨想”，它們卻都是自己“想過”之後寫出來的，我願意為它們負責。
巴金 1979年8月11日在上海。
《探索集》後記“注釋1”
我按照預定計劃將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隨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錄一篇（《我和文學》）編成一個集子，作為《隨想錄》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給第二集起名“探索”，並無深意，不過因為這一集內有五篇以探索為名的“隨想”。其實所有的“隨想”都是我的“探索”。
《隨想錄》的每一位讀者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當然我也可以堅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論刺痛了什麼人，別人也有權回擊。如果亂棒齊下能打得我帶著那些文章、言論“自行消亡”，那也隻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會頑強地活下去，我的“隨想”也絕不會“消亡”。這一點倒是可以斷言的。
最近幾位香港大學生在《開卷》雜誌上就我的《隨想錄》發表了幾篇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是嚴厲的批評吧：“忽略了文學技巧”、“文法上不通順”等等，等等。迎頭一瓢冷水，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它使我頭腦清醒。我冷靜地想了許久，我並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隨想”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了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複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複這個老調。並非我喜歡炒冷飯，隻是要人們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條路。我從來不曾想過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悅於人，更不會想到用花言巧語編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說過，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人民，離開了它，離開了他們，我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寫作。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為了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但絕不是為了美化自己。我寫小說，第一位老師就是盧騷。從《懺悔錄》的作者那裏我學到誠實，不講假話。我寫《家》，也隻是為了向腐朽的封建製度提出控訴，替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鳴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學技巧，隻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打動讀者，鼓舞他們前進。我的寫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絕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地舉在頭上。”五十多年來我受到好幾次圍攻，“四人幫”燒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藝界。但他們一倒，讀者們又把我找了回來。那麼寫什麼呢？難道冥思苦想、精雕細琢、為逝去的舊時代唱挽歌嗎？不，不可能！我不會離開過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要講心裏的話。
我要履行自己的諾言，繼續把《隨想錄》寫下去，作為我這一代作家留給後人的“遺囑”。我要寫自己幾十年創作道路上的一點收獲，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我經曆了“十年浩劫”的全過程，我有責任向後代講一點真實的感受。大學生責備我在三十篇文章裏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他們的天真值得人羨慕。我在“牛棚”裏的時候，“造反派”給我戴上“精神貴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貴族”自居，其實這幾位香港大學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貴族”。中國大陸給“四人幫”蹂躪了十年，千千萬萬的人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代人的身上都留著“四人幫”暴行的烙印……難道住在香港和祖國人民就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了什麼“技巧”？在今後的“隨想”裏，我還要用更多的篇幅談“四人幫”。“四人幫”絕不止是“四個人”，它複雜得多。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還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我總會弄出點眉目來吧。盡管我走得慢，但始終在動；我挖別人的瘡，也挖自己的瘡。這是多麼困難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會不會有成績？這對我也是一次考驗。過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不允許再發生那樣的浩劫。我一閉上眼睛，那些殘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現在麵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倘使我們不下定決心，十年的悲劇又會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潔癖，不願意多看見“四人幫”的字樣，以為抱住所謂“文學技巧”就可以化作美女，上升天堂，那麼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牛棚”，一張“勒令”就可以奪去人的一切權利。極左思潮今天還不能說就沒有市場，在某些國家人們至今還不明白我們怎樣度過那十年的浩劫。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們遭受了苦難，才讓你們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據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們也不曾對他們解釋明白。
兩年前，外國朋友常常問我：“‘四人幫’不過四個人，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麵回答他們。但在總結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不管怎樣，我要寫出我的總結。我準備花五年的功夫，寫完五本《隨想錄》。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10月26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廣州《羊城晚報》。
《真話集》後記“注釋1”
《隨想錄》第三集編成，收“隨想”三十篇，我也給這一集起了一個名字：《真話》。
近兩年來我寫了幾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議論。有人懷疑“講真話”是不是可能。有人認為我所謂“真話”不一定就是真話。又有人說，跟著上級講，跟著大家講，就是講真話。還有人雖不明說，卻有這樣的看法：他在發牢騷，不用理它們，讓它們自生自滅吧。
我欽佩最後那種說法。讓一切胡言亂語自生自滅的確是聰明的辦法。我家裏有一塊草地，上麵常有落葉，有時刮起大風，廣玉蘭的大片落葉仿佛要“飛滿天”。風一停，落葉一片也看不見，都給人掃到土溝裏去了。以後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記了有過落葉的事。
我一向承認謙虛是美德。然而我絕不願意看見我的文章成為落葉給掃進土溝裏去。但是文章的命運也不能由我自己來決定。讀者有讀者的看法。倘使讀者討厭它們，那麼不等大風起來，它們早已給扔進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聲明：我所謂“講真話”不過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裏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我從未說，也不想說，我的“真話”就是“真理”。我也不認為我講話、寫文章經常“正確”。剛剛相反，七、八年中間我犯過多少錯誤，受到多少欺騙。別人欺騙過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騙過我。不用說，我講過假話。我做過不少美夢，也做過不少噩夢，我也有過不眠的長夜。在長長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腳印。
我的《文集》，我的《選集》都是我的腳印。我無法揩掉這些過去的痕跡，別人也不能將它們一下子塗掉。
我的生命並未結束，我還要繼續向前。現在我的腦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對過去走過的路也看得比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錯，文章俱在，無法逃罪，隻好讓後世的讀者口誅筆伐了。但隻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能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為了證明人還活著，我也要講話。講什麼？還是講真話。
真話畢竟是存在的。講真話也並不難。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話《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說：“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隻有一個小孩子講出真話來：“他什麼衣服也沒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麥作家漢斯安徒生就提倡講真話了。
巴金 1982年6月8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八二年九月《讀書》第九期。
《病中集》後記“注釋1”
我的第四本《隨想錄》又編成了。我把它叫做《病中集》，隻是因為收在這個集子裏麵的三十篇“隨想”都是在病中寫成的，其中五篇的小標題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還是在病房裏寫的，當然講了些我生病和治療的情況。
我當初製訂寫作計劃，相信每年可以寫出“隨想”三十則。那時自己並未想到生病、摔傷以及長期住院治療等等。但這些事全發生了。我隻得擱筆。整整八個月，我除了簽名外，沒有拿筆寫過字。以後在家裏，我開始坐在縫紉機前每天寫三四行“隨想”時，手裏捏的圓珠筆仿佛有幾十斤重，使它移動我感到十分困難。那麼就索性扔掉筆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給一個朋友的信中所說：“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點東西。”因此我還是咬緊牙關堅持下去，終於寫出一篇接一篇的“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