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談怪論，中央電視台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朋友潘際垌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辟一個《隨想錄》專欄。際垌高興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隻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為快，並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裏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通過八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隻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並不覺得筆有多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作武器進行戰鬥。
我從來不是戰士。而且就在《隨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但是在《爝火集》的序裏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終於給撥開了，即使是睡眼矇朧，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於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為了淨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肮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汙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裏，在我身上，也在別人身上……那麼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八年中，“隨想”終於找到箭垛而有的放矢了。不能說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獲，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我已經看見了麵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三
我說過“隨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但五卷書卻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為它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麼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它們多麼微弱，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歎息。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嘰嘰喳喳傳到我的耳裏。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我反複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說是“百家爭鳴”，為什麼連老病人的有氣無力的歎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懷著好意勸我盡早擱筆安心養病。我沒有表態。“隨想”繼續發表，內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關於我的小道消息也愈傳愈多。仿佛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隻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著網怎樣給收緊。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我就這樣給逼著用老人無力的叫喊，用病人間斷的歎息，然後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隻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為了“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為什麼內地版的《真話集》中多一篇《鷹的歌》？我寫它隻是要自己記住、要別人知道《大公園》上發表的《隨想錄七十二》並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動它，塗掉一切和“文革”有關的句子。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難道是在影射什麼？！或者在替誰翻案？！為什麼也犯了忌諱？！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後，我還不能保衛自己敘說慘痛經曆的權利。十年中間為了宣傳騙局、推銷謊言，動員了那麼多的人，使用了那麼大的力量，難道今天隻要輕輕地一揮手，就可以將十年“浩劫”一筆勾銷？！“浩劫”絕不是文字遊戲！將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廣元縣衙門二堂“大老爺”審案的景象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邊仿佛還有人高呼：“小民罪該萬死，天王萬世聖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幾年。我以為我還在做噩夢。為了戰勝夢魘，我寫下《鷹的歌》，說明真話是勾銷不了的。刪改也不會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我就像高爾基所描繪的鷹那樣帶著傷“滾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麵是打手們的攻擊和流言飛語的中傷，一方麵又是長時期的疾病纏身，我越來越擔心會完不成我的寫作計劃。我又害怕《大公園》主編頂不住那種無形的壓力。為什麼寫到五卷為止？我估計我的體力和精力隻能支持到那個時候，而且我必須記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十篇“隨想”中也容納得了。
我的病情漸漸地惡化，我用靠藥物延續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夢魘作鬥爭更感到困難。在病房裏我也寫作，隻要手能動，隻要紙上現出一筆一劃，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過去，書桌上的手稿也逐漸增多。既然有那個專欄，隔一段時間我總得寄去一疊原稿。
我常說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時間感到病痛。然而我並未完全失去信心、喪失勇氣，花了八年的功夫我終於完成了五卷書的計劃。
沒有被打倒，沒有給罵死，我的書還在讀者中間流傳。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讀者將作出公正的判斷。我隻說它不是一部普通的書，它會讓人永遠記住那十年中間的許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評我“狂妄自大”，我並不在乎。我在前麵說過第一卷書剛剛出版，就讓香港大學生罵得狗血噴頭。我得承認，當時我悶了一天，苦苦思索自己犯了什麼錯誤。我不願在這裏講五卷書在內地的遭遇，為了讓《隨想錄》接近讀者，我的確花費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擱筆，因為我一直得到讀者熱情的鼓勵。我的朋友也不是個個“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給我送來同情和支持。我永遠忘不了他們來信中那些像火、像燈一樣的句子。大多數人的命運牽引著我的心。相信他們，盡我的職責，我不會讓人奪走我的筆。
為什麼不能寫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鍋裏滾了十年，為什麼不讓寫那個煎骨熬心的大災難？有人告訴我一件事，據說有個西德青年不相信納粹在波蘭建立過滅絕種族的殺人工廠，他以為那不過是一些人的“幻想”。會有這樣的事！不過四十年的時間，人們就忘記了納粹分子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過奧斯威辛的納粹罪行博物館。毀滅營遺址還保存在那裏，毒氣房和焚屍爐觸目驚心地出現在我麵前。可是已經有人否定它們的存在了！
那麼回過頭來看“文革”，我們到哪裏去尋找它的遺跡？才過去二十年，就有人把這史無前例的“浩劫”看做遙遠的夢，要大家盡早忘記幹淨。我們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連這樣的“幻想”也沒有，腦子裏有的隻是作業和分數，到現在她仍然是我們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個小時。唯有我不讓人忘記過去慘痛的教訓，談十年的噩夢反反複複談個不停，幾乎成了一個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寫好第一百五十篇“隨想”就聲明“擱筆”，這合訂本的“新記”可能是我的最後一篇文章。我有滿腹的話，不能信手寫去，思前想後我考慮很多。六十年的寫作生活並不使我留戀什麼。和當初一樣我並不為個人的前途擔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獻出來，雖然隻有這麼一點點，我總算“說話算數”，盡了職責。
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可以說，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吧。
巴金 1987年6月19日。
§§巴金選集（下）-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