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左派會議決定出版《國際》雜誌，之後，左派被稱為“國際派”。“國際派”的形成，標誌著左派從一種思潮開始發展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派別。
第二節 斯巴達克派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
一、斯巴達克派的形成及其反戰鬥爭
1914—1915年的冬天，戰爭進入了膠著狀態，德國速勝的幻想已被打破，經濟政治等方麵的困難日益增大，廣大勞動人民的不滿情緒漸趨高漲。德帝國主義為了轉移人民群眾的視線，一方麵利用意大利加入協約國方麵對德宣戰，進一步煽起新的民族主義浪潮，另一方麵加強對革命左派的迫社會民主黨右派首腦們與德國政府相配合，加緊鼓吹社會沙文主義，並在議會中第三次投票讚成軍事撥款，同時，竭力排擠打擊左派，阻止左派反戰鬥爭的發展。
麵對這嚴峻的形勢，革命左派堅定不移地繼續開展反戰鬥爭，並把反對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看作反戰鬥爭的一部分。左派認為，最要緊的是喚醒群眾的覺悟，使群眾對戰爭和社會沙文主義的行徑有明確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把廣大黨員和工人群眾爭取到反戰的旗幟下來，“首先是澄清，然後是多數”，再“通過有組織的群眾起來造反自下而上地把黨奪回來。”
為了喚起民眾，反對反動當局的戰爭政策，左派以多種形式進行鬥爭。首先利用議會講壇，或提出質詢，或力陳己見，以揭露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實質，提出左派反戰的立場觀點，教育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起來鬥爭。例如，李卜克內西充分利用國會議員的身份，在帝國議會上多次提出質詢，揭露了德政府反對和平的本質，譴責了帝國主義秘密外交的反人民性；號召“不論在故壕裏還是在國內，工人們應掉轉槍口，對準奪走他們光明和空氣的共同敵人”。正如盧森堡所說的那樣，這些質詢和陳述“可以變成一條真正的犀皮鞭子，用它來不停地揮打在帝國主義狗黨們的脊背上”。散發傳單和小冊子進行廣泛的鼓動工作，是左派進行鬥爭的另一主要方式。“國際派”自大戰爆發以來，共散發大約一百萬份反對戰爭和反對黨的社會沙文主義領導政策的秘密傳單和小冊子1915年5月27日，“國際派”散發的李卜克內西起草的傳單《主要敵人是在國內！》更是起到了振聾發聵的召喚作用。傳單鮮明地提出：“任何一國人民的主要敵人都是在自己國內！德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在德國、德國帝主義、德國的戰爭派、德國的秘密外交。德國人民必須打倒的是在國內的敵人！”它指出了工人階級進行反戰階級鬥爭的核心問題，維護了工人階級和民族的利益。這一傳單和“國際派”的鬥爭得到了列寧的高度評價：“在歐洲的許多大黨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那些一貫忠於社會主義旗幟的同誌們首先發出了響亮的抗議聲。我們高興地讀了《光線》雜誌和《國際》雜誌。我們更高興地聽說在德國散發秘密革命傳單，譬如《主要敵人是在本國》的傳單。這說明在德國工人中還保持著社會主義精神，在德國還有能夠捍衛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人。……我們把德國左派看作我們的同誌，看作一切國際主義者的希望”。
反戰鬥爭的發展促使德國左派進一步團結起來。1916年1月2日，“國際派”在柏林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會上，李卜克內西作了關於政治形勢和覺內形勢尤其是關於“國際派”同中派的關係的報告會議討論並通過了盧森堡起草的《國際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的提綱》。提綱譴責了各國社會主義政黨領導人執行的叛賣性政策，強調了開展反帝和平鬥爭的必要性。提綱指出，由於第二國際已經因其機會主義領袖的背叛而破產，因此，必須建立新的國際來領導各國的革命鬥爭，新的國際必須建立在下述原則基礎上：在各國國內進行反對統治階級的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堅持反帝和反戰，實行民主集中製，使無產階級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會議還討論了宣傳鼓動、罷工和遊行示威等問題，決定出版定期刊物《政治書信》，這個刊物後來被稱為《斯巴達克書信》從此，便產生了“斯巴達克派”的名稱。它是“國際派”的繼續和發展。這次會議進一步加強了左派的聯合和推動了反戰鬥爭。“斯巴達克派”成為全國性的左派派別，客觀上向建立獨立革命政黨的道路上邁出了一步。
為了進一步討論喚醒群眾和組織群眾行動的策略和措施，斯巴達克派於1916年3月19日在柏林再次召開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們根據盧森堡關於對國際的態度和對即將舉行的第二次齊美爾瓦爾德會議的態度的報告通過兩項相應決議；根據李卜克內西關於德國反對派的任務的報告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在工人、婦女和青年中進行最廣泛的宣傳鼓動，以便開展大規模的群眾性反戰運動，並使已出現的群眾運動向自覺反對戰爭和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方向發展，決議還要求同任何機會主義政策嚴格劃清界限。三月會議為斯巴達克派組織和領導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指明了方向。在斯巴達克派的支持下，1916年4月，在耶拿召開了大戰爆發後首次社會主義青年反對派的秘密代表會議，李卜克內西在會上作了關於反對“國內和平政策”和反對中派分子動搖立場的報告。大會通過了李卜克內西起草的決議，並成立了青年工人反對派的臨時中央會議決議指出：無產階級青年最重要的任務是利用戰爭環境，加速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崩潰，同時要同機會主義劃清界限，而且“無情地和完全地在組織上擺脫依附於黨和工會當局的青年組織，保持獨立性，對於無產階級青年運動是一個生命攸關的問題。”這次會議為反戰鬥爭動員了有生力量。
斯巴達克派在婦女中的工作也是積極而有成效的，1916年3月、5月和11月，蔡特金、敦克爾等多次發動婦女參加示威遊行。
斯巴達克派為鞏固擴大自己的陣地，在國內各地區組織了五百人秘密地散發《期巴達克通信》等材料，挑選出了斯巴達克派與最重要的工業企業之間建立秘密聯係的負責人，逐漸地在斯巴達克派周圍形成了遍布各地的擁護者的組織。
1916年春，斯巴達克派組織領導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戰爭、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的運動。他們的第一次行動，就是1916年的“五一”遊行。斯巴達克派在德累斯頓、耶拿、漢諾威利和桕林等城市組織了一係列的“五一”反戰示威遊行。事先，李卜克內西起草了號召群眾參加“五一”遊行的傳單《起來慶祝五一》傳單中寫道：“清除謀殺人民的萬惡罪行！打倒包藏禍心，蠱人民。乘機發財的人！我們的敵人不是法國、俄國的人民，而是德國容克、德國資本家和經管他們事務的委員會——德國政府。”盧森堡二月中旬刑滿釋放後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戰鬥。她與李卜克內西一起參加的“五一”柏林示威遊行是當時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一次示威遊行。盡管當局加強了步兵警察和騎兵警察的警戒，這是有一萬多人參加了遊行。李卜克內西在遊行隊伍中高呼“打倒戰爭！”“打倒政府！”頓即遭到警察的襲擊和逮捕。盧森堡也險遭逮捕。遊行者強烈抗議警察的這一暴行，示威行動在打倒戰爭！“和平萬歲！”“國際萬歲！”“李卜克內西萬歲！”的口號聲中持續了幾個小時。
李卜克內西被捕後遭到了審訊迫害，並被判處四年苦役徒刑。李卜克內西在法庭上作了義正詞嚴的申辯並且駁斥了法庭指責他叛國的說法：“叛國從來就是統治階級、諸候和貴族階級的一種特權，叛國是他們的最高貴的曆史傳統。真正的叛國賊今天還沒有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坐在重工業、軍備企業和大銀行的寫字間裏，坐在容克地主的騎士田莊裏……真正的叛國賊是那些把人類推到野蠻暴力的混亂中的人們，是那些把歐洲變成瓦礫和廢墟，把歐洲包藏在謊言和虛偽的氣氛中，使真理失明窒息的人們，是那些願意而且將耍繼續這種凶殘行徑、直至流血的、受奴役的各國人民群眾都向他們投降為止的人們。”李卜克內西在申辯結尾時大聲喊道：“苦役徒刑！榮譽的公民權的喪失！好吧！你們的榮譽不是我的榮譽！但是我對你們說：從來沒有一個將軍穿著製服會象我將要穿著苦役牢的短衫時有那麼多的榮譽。我在這裏是為了控訴，不是為了辯護自己！我的口號不是國內和平，而是國內戰爭！打倒戰爭！打倒政府！”李卜克內西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立即被印成斯巴達克派的傳單秘密地廣為散發。
李卜克內西的革命行動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為抗議逮捕和迫害李卜克內西，6月27日柏林波茨坦廣場舉行了有兩萬五千人參加的示威遊行，次日，桕林最重要的軍備工廠五萬五千多工人參加罷工。接著在不倫瑞克，不來梅和其它城市也舉行了罷工。這些罷工是大戰以來德國發生的第一批政治性群眾罷工。這表明德國工人階級的反戰運動發展到了新的高度。
“五一”示威遊行是德國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反戰鬥爭的一個轉折點。它使前線的士兵、極度勞苦的工人、饑餓的婦女和戰爭的一切受害者認識到，他們的出路隻有一條，就是進行不調和的反戰鬥爭。斯巴達克派用行動證明它是德國反戰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李卜克內西以自己的英勇行為促使反戰戰鬥從議會裏擴展到大街上，使少數左派的反戰宣傳發展為廣大群眾的革命反戰行動。
麵對高漲的群眾性的反戰運動，德國反動統治者加緊了對斯巴達克迫害，企圖以監禁斯巴達克派領導成員的手段來撲滅反戰運動。繼李卜克內西被捕之後，盧森堡於1916年7月8日遭無理逮補，開始了長達兩年零四個月之久的“預防性監禁”。斯巴達克派的其他領導成員梅林、蔡特金、邁耶爾、皮克等也相繼遭到逮捕、關押或被送往前線，敦克爾被禁止發表學說。但是，逮捕和監禁封不住革命者的聲音。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等雖然身陷囹圄，但仍不屈不撓地繼續進行反戰鬥爭。他們利用一切機會，通過秘密途徑與斯巴達克派戰友保持著密切聯係，向同誌們表明對重要問題的看法，提出反戰行動的建議和起草反戰傳單。《斯巴達克書信》刊登了盧森堡在獄中寫的傳單。她在傳單中滿腔熱情地號召群眾起來鬥爭：“不應當在國會，而應當在工廠、車間、在街頭，解決戰爭與和平、‘國際’的命運和群眾饑餓的問題，隻有開展積極的群眾運動，才能把黨從艾伯特——謝德曼之流的手中拯救出來，才能保障和平和自由。”她還向群眾揭穿了對李卜克內西卑鄙地起訴的目的：“這是對他在國會和地方自治代表會上的整個行為的報複，因為他是惟一向全世界揭露那場國內和平的血腥把戲的真相的人；這是對他的報複，因為他身在牢房和法庭，戴著手鑄和胸鐐，卻仍然蔑視劊子手，堅貞不屈地捍衛革命和國際社會主義事業。”李卡克內西在獄中不僅關心著德國的工人運動和反戰鬥爭，而且關注著俄國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後，他寫了許多傳單向工人和士兵宣傳十月革命的意義，號召他們全力支援俄國革命，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本國帝國主義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領袖，他建議斯巴達克派加強在士兵中的工作。他在獄中還寫下了《縱然把我粉碎，我也決不低頭！》、《暴風雨，我的夥伴！》等壯麗詩篇，鮮明地表現出他寧死不屈的堅強意誌和渴望搏擊暴風雨的鬥爭精神。
斯巴達克派按照李卜克內西的建議，加強了在士兵中，尤其是水兵中的工作。1917年底，斯巴克達派在威廉港水兵成立的士兵管理委員會中的積極工作，對“路易波爾攝政王號”艦水兵起義產生了積極影響。1918年夏天，斯巴達克派在東方戰線廣泛地散發傳單，號召士兵們不要充當“自由的劊子手”反對工農共和國，而要以俄國兄弟為榜樣，以革命方式結束戰爭，為“自由平等的德意誌社會共和國”而鬥爭。這些傳單在士兵中產生了極大影響。
斯巴達克派在極其惡劣的處境中持續不斷地進行的反戰反軍國主義鬥爭取得了很大勝利，拯救了德國無產階級的榮譽，動員和教育了人民群眾，也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在德國工人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正如列寧所說：“德國社會主義者中一切忠實的真正革命的人，無產階級中一切優秀的堅定的人，一切義憤填膺和日益具有革命決心的被剝削群眾，都是同李卜克內西和‘斯巴達克派’一起前進的。”
二、斯巴達克派反戰鬥爭的方針政策
斯巴達克派是一個旨在動員工人階級和德國人民中的一切反戰力量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鬥爭的宣傳性組織，它沒有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決裂，還是其中的一派，它不是獨立的政黨組織，但它是德國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反戰鬥爭中有明確的方針政策，這些方針政策的主耍內容是：
1.反戰鬥爭與革命的階級鬥爭相結合
當著帝國主義大戰的狂潮席卷歐洲、民族沙文主義泛濫成災的情況下，斯巴達克探認為，為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批判社會沙文主義，首先要闡明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明確無產階級對待戰爭的態度，把反戰鬥爭國革命的階級鬥爭相聯係起來。
斯巴達克派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時一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道道地地的帝國主義戰爭”，“是一場資本主義侵略和掠奪的戰爭”，“這場戰爭是由我們曆來反對的政策所導致的，德國的統治階級對它負有很大罪責。總的說來，這場故爭是由我們與之堅決鬥爭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展的結果”。並且揭示了引起戰爭的經濟根源，這就是“在對於壟斷利用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可靠的投資場所的追逐中，不同大國的資本家集團進入了逐鹿場”。斯巴達克派還揭露和駁斥了機會主義者妄圖抹殺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用進攻和防禦來區別戰爭性質的謬論，強調說明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後，所謂“進攻防禦”觀點，決不能在戰爭中為工人群眾確定方向，而隻能在他們肩負長槍時，造成頭腦中的混亂。工人階級對戰爭的態度隻能用他們的階級利益以及由此所決定的民族利益來確定。
針對反動統治階級和機會主義者鼓吹“國內和平”、“民族一致共赴外敵”以抹殺和取消國內階級鬥爭的企圖，斯巴達克派嚴正指出：
“人們所鼓吹的那種極端片麵的國內和平，隻不過是戒嚴狀態和莫談政治這些字眼在修辭上經過加工而已”。“所謂‘國內和平’隻不過是統治階級為無產階級設置的一種圈套，其目的在於把無產階級變為推行其政策，的積極的工具”。所以誰接受了國內和平，“便在整個戰爭期間放棄了階級鬥爭。然而它因此也放棄了本身存在和固有政策的基礎”。這就深刻地揭露了“國內和平”的本質和機會主義者的叛賣實質。
斯巴達克派反複闡明，無產階級在戰爭中的任務不是實行階級和諧與國內和平，而是要進行反對戰爭的階級鬥爭。“德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在德國，德國帝國主義，德國戰爭派，德國秘密外交。德國人民需耍同國內敵人進行鬥爭，進行政治鬥爭，同其它國家的無產者聯合鬥爭，反對本國帝國主義者”如果工人階級不反對本國統治階級，而去反對謂國外敵人，那就會喪失階級立場，成為本國政府的奴仆和工具。機會主義者強烈反對“主要敵入是在國內”的觀點，認為“想把世界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這是發瘋”斯巴達克派嚴厲譴責這種為德國帝國主義效勞的看法，鮮明地提出“要國內故爭，不要國內和平”的戰鬥口號，強調指出：無產階級要想擺脫戰爭惡魔，必須在國內發動革命，“大戰不會結束，除非通過群眾起義，除非通過國際無產階級的意誌和行動”。
由於斯巴達克派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對待戰爭的態度取決於戰爭的性質帝國主義戰爭應使之轉變為無產階級反對國內敵人的戰爭；無產階級應該利用戰爭引起的政治經濟危機發動國內戰爭，用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從而確定了正確的反戰鬥爭的方向。
2.反戰鬥爭與爭取社會主義相結合
斯巴達克派主張，德國無產階級反對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應與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直接聯係起來。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和戰爭或社會主義與和平”，二者必居其一，隻要存在著帝國主義，就不能擺脫戰爭威脅，也就是說，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會有真正的持久和平，即使在戰場上一方打敗另一方，簽訂了和平協定，由於這種協定必然帶有兼並性質，這種一方強加於另一方的所謂和平隻不過是埋下新的掠奪戰爭的種子，要實現人類持久和平，必須堅持用社會主義精神的和平結束戰爭。為此，一方麵，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隻有同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相聯係，才能取得徹底勝利；另一方麵，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反對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1916年3月斯巴達克派全國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中明確寫道：“社會主義運動既然未能阻止這場戰爭，那麼，在戰爭期間利用戰爭及其造成的條件，喚醒民眾，從而實現和平並加速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的職責。”
斯巴達克派還認為，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具有廣泛的國際性，為此，“國際無產階級要把反對帝國主義提到首位，並把使用全部力量和最大的犧牲勇氣為準則的‘用戰爭反對戰爭’的口號當作自己的實際政策，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國際無產階級要“實行無產階級國際團結，進行反對假民族假愛國的階級和諧的國際階級鬥爭，爭取和平，爭取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斯巴達克派即號召各國工人全力支持蘇維埃俄國，不要讓帝國主義扼殺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的失敗意味著國際無產階級的失敗。同時還號召德國工人學習俄國無產階級的榜樣，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時，發動革命起義，爭取實現社會主義。
3.反戰鬥爭與反對機會主義相結合
斯巴達克派在反戰鬥爭中，不斷地加深了對機會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本質聯係的認識，認為軍國主義和機會主義都依存於壟斷資本，它們的最終目的都是維護資本主義製度。事實也證明，軍國主義和機會主義為了共同目的而相互勾結。大戰爆發後，黨和工會的機會主義領導公開背叛無產階級，使黨和工會喪失了革命戰鬥作用，成為為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效勞的工具。德國反動統治者也認識到機會主義對他們維護統治地位和推行戰爭政策的重要性，千方百計地收買拉攏機會主義者。德國首相巴登親王曾坦率地對德皇說：“我們沒有社會黨人，不能有所作為，我們如果抹殺他們，我們將陷入一種軍事專政之下，無論用何種手段，我們必須拿住他們”。所以，斯巴達克派確定，反戰鬥爭必須與反對機會主義相結合。
斯巴達克派在反戰鬥爭過程中，同機會主義展開了不調和的鬥爭。他們認為機會主義者已經背叛無產階級，背叛社會主義原則，背棄了第二國際反戰決議，所以隻有同機會主義者鬥爭才能真正捍衛覺的紀律和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批判了機會主義者的所謂“保衛祖國”的虛偽透頂的口號，闡明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根本區別。他們強調：“我們同那些站在保衛祖國立場上的人，是不可能合作的。”他們還揭露了機會主義者借口“反對沙俄專製製度”而支持帝國主義大故的實質，指出在大戰中不反對本國專製政府和本國軍國主義，卻去“反對沙俄專製製度”，實際上是為本國政府效勞，是支持本國政府的侵略行徑和兼並意圖斯巴達克派還同支持德國迸行“防衡戰爭”並對右派采取調和主義態度的中派立場進行了鬥爭，指出中派無原則地強調統一，采取同右派聯合的政策，實際上成為革命反戰鬥爭的重大障礙。斯巴達克派強調說明，首先要澄清原則，然後才談得上統一。
正是由於斯巴達克派堅持了反戰鬥爭同反對機會主義相結合，把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作為反軍國主義鬥爭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使得斯巴達克派成為反戰群眾運動的實際領導者，兩時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部危機加深，發生了中派同右派的分裂，斯巴達克派本身在鬥爭中也得到了鍛煉而日臻成熟，為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作了直接的準備。
然而，斯巴達克派畢竟還是一個宣傳性組織，還不是獨立的政黨組織，因之，它所確定的方針政策沒有能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沒有能完全成為群眾的實際行動。正如列寧所說：“德國整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的最大缺點，就是缺少一個團結一致的秘密組織來貫徹自己的路線，並根據新的任務教育群眾。”
三、斯巴達克派參加齊美爾瓦爾得運動的鬥爭
在群眾反戰情緒日益高漲的情況下，1915年9月5日在瑞士首都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村莊齊美爾瓦爾得召開了國際社會主義者第一次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十一個國家的38名代表，斯巴達克派派遣代表參加了會議。代表中大多是傾向中派方麵搖擺的社會黨人，但有八名包括列寧在內的左派代表在會議一開始就形成了左派集團，其中有德國的左派代表。左派集團向大會提出了決議草案。決議草案闡明了帝國主義戰爭實質，進一步揭露了社會沙文主義的背叛行為，也批判了社會和平主義，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方針，號召群眾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推翻資產階級、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戰爭。雖然左派提出的決議草案未被通過，但左派在會上的發言和活動產生了影晌。大會通過的宣言《致歐洲無產者》，包含了左派提出的若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宣言指明了當時的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譴責了在戰爭中“保衛祖國”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謊言，並且指出沒有革命鬥爭的和平是一句虛偽的空話；避免戰爭慘劇的惟一道路，要到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中去尋求。宣言存在著許多嚴重缺點，諸如沒有揭露第二國際領導人背叛的原因，沒有提到對社會沙文主義的評價和同社會沙文主義鬥爭的方法，等等。盡管如此，列寧說：“這個宣言在同機會主義作實際的鬥爭中，在同機會主義決裂方麵，前進了一步”。
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還通過了“同情戰爭的犧牲者和被壓迫者的決議”。決議讚揚了斯巴達克派的反戰鬥爭精神，對斯巴達克派被迫害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決議寫道：“對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而被軍國主義逮捕人獄的李卜克內西、莫納特、盧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同誌，以及所有為反對戰爭而遭迫害和被逮捕的同誌表示深切的兄弟般的同情”。李卜克內西從前線特地給代表會議發去了賀詞，賀詞中強調了要堅持國內戰爭，反對國內和平，堅持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階級鬥爭。
這次會議促進了各國左派間的團結，會上形成了齊美爾瓦爾得左派集團，會後建立了“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常務局”並出版了機關刊物“先驅”雜誌。這次會議所開始的活動，稱為齊美爾瓦爾得運動。
斯巴達克派十分擁護齊美爾瓦爾得運動。1916年1月1日斯巴達克派在柏林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向國際社會黨委員會提出的提綱，提綱表示希望在齊美爾瓦爾得運動的基礎上，重建“新的工人國際”、“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新中心，因為“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及其在關鍵時刻竭盡全力的思想準備”是獲得普遍和平的惟一手段。同年3月，再次召開的斯巴達克派全國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向國際社會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昆塔爾會議提出的決議。決議再次希望重建新的國際，認為“國際的存在和活動不是個組織問題，不是一小批人作為工人反對派的代表達成協議的問題；它是各國正在恢複社會主義原則的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問題”。而“新的畫際為了成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必須紮根於無產階級最廣泛的群眾的士氣、行動能力和日常實踐之中”。新國際“鬥爭的主要口號應當是為實現和平而進行有組織的群眾性行動，隻有從這種行動中才能產生新的、有活力的和積極主動的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