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在瑞土伯爾尼附近的一個村莊昆塔爾召開了國際社會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又稱為第二次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共有43名代表參加會議，其中包括斯巴達克派在內的左派代表12名，其餘均為考茨基派。
昆塔爾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反對社會和平主義。這是因為，在第一次齊美爾瓦爾得會議之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連年戰爭，使廣大群眾的反戰情緒日益高漲，社會沙文主義者的麵目日益原形畢露，左派的影響大為增長，考茨基派便大力鼓吹社會和平主義。所以，在齊美爾瓦爾得國際內部給社會和平主義以揭露批判，成為當務之急。
斯巴達克派為出席昆塔爾會議作了充分準備，擬定了向昆塔爾會議提出的決議草案，派遣代表在會上報告了在德國反對社會沙文主義領導的情況，說明了愈來愈多的德國工人擺脫社會民主黨右派領導的影響。
為了勝利地進行反對社會和平主義的鬥爭，列寧在會前做了細致的準備工作。會議期間，以列寧為首的左派聯名提出了一個關於和平問題的決議草案。斯巴達克派代表積極支持草案的立場。但是，由於考茨基派在會上占多數，左派的決議草案未被通過。但由於左派的鬥爭，會議通過的決議，比第一次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又前進了一步。它申斥了社會和平主義，譴責了第二國際執行局的機會主義立場，提出了停止戰爭的要求，並且重申了隻有實現社會主義才能得到持久和平的觀點。
兩次齊美爾瓦爾得會議，都促進了左派力量的增長和影響的擴大，並使他們逐步形成為獨立的派別。斯巴達克派參加齊美爾瓦爾得運動的鬥爭，不僅加強了同國際社會主義者左派的聯係，而且促迸了自身的發展，為以後德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由於考茨基派日益同社會沙文主義者結成聯，致使齊美爾瓦爾得國際不可能擔當起建立新國際的使命。十月革命勝利後，由布爾會維克黨發起於1918年1月召開了歐美各國社會黨革命派代表會議，籌建第三國際。斯巴達克派積極地支持和參加了第三國際的籌建工作。第三國際成立時，在斯巴達克派基礎上建立的德國共產黨，成為第三國際的主要成員，為第三國際活動的開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第三節 黨的分裂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德國共產黨的建立
一、黨內左中右三派的矛盾鬥爭
大戰以來，社會民主黨內明顯地分為三派。以謝德曼、艾伯特為代表的右派公開投靠帝國主義政府，主張“保衛祖國”；以斯巴達克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左派主張同社會沙文主義者決裂，反對“保衛祖國”，認為“主要的敵人在國內”，以考茨基、哈阿茲為代表的中派則在左派和右派之間進人調和，主張二者實行統一，他們主要為右派的叛變進行辯護，但有時也向左派靠攏。中派在原則上同右派並無根本分歧，但在策略上則同右派存在著某些分歧，有時候甚至同右派發生激烈的衝突。
由於斯巴達克派有力地開展了同帝畫政府、黨的右派領導和議會黨團多數派的鬥爭，在群眾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廣大社會民主黨工人和其它勞動人民深受戰爭災難的痛苦而渴望和平，對黨和工會領導人的幻想開始破滅，甚至黨和工會的一些工作人員公開起來反對黨執委會的政策。這時，中派領導人也積極地表示要爭取和平，開始反對支持本國政府的軍國主義政策。1915年3月15日，中派首領哈阿茲寫信給艾伯特，說明他經過反複研究後，認為讚成軍事撥款是違背黨的決議，也是同倍倍爾生前的觀點和艾偏特本人戰前在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不一致的，表示將投票反對軍事撥款。3月20日，帝國國會第三次表決軍事撥款法案時，以哈阿茲為首的28名中派議員一致棄權而離開會議大廳。6月，哈阿茲發表了《論國會黨團對戰爭的態度》一文，指出8月4日投票讚成軍事撥款就是“承認我們認為是危險的，導致毀滅的政策，而這一政策的結果就是導致了戰爭”。他呼籲社會民主黨人為結束戰爭作出努力。
哈阿茲·胡果（1863—1919年）是德國工人運動中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人物。“非常法”時期加人德國社會民主黨。1897—1907年和1912—1918年，為國會議員。1911—1916年，任黨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後來又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主席。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時期，他同艾伯特一起出任臨時聯合政府一一人民代表委員會的主席。他作為德國中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當時的工人運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大戰進行將近一年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內的群眾對領導人的不滿日益增長。為了維持黨在群眾中的影響，緩和群眾同黨的領袖之間的矛盾，中派領袖哈阿茲，伯恩施坦、考茨基三人於6月19日聯名發表了呼籲書《當務之急》，指責兼並政策，要求“在自由協定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呼籲覺為此采取斷然措施。然而呼籲書並沒有揭露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人的叛賣行為。
可是，中派這神態度竟為黨的領導機關所不容，黨的右翼領導對之甚為不滿。他們譴責哈阿茲等的行為同他們的身份不相稱，“危害了黨的統一”。黨的仲裁委員會對哈阿茲進行了不信任投票。然而哈阿茲等仍然表示他們是維護黨的統一的，繼續留在黨內，等待下一次黨代表大會的裁決。不過，他們繼續譴責社會沙文主義者提出的公開的、進一步的兼並要求，稱這種要求是“資產階級的”；譴責用暴力侵犯民族自主和獨立的政策，並提議國會黨團發表一項反對任何兼並要求的聲明這一建議遭到拒絕後，他們感到黨團少數派在國會裏已不能說話，必須在外麵尋找出路。
1915年底，當帝國政府再次提出軍事撥款法案時，中派清楚地認識到，如果再不采取堅決反對的態度，將必然脫離工人群眾並為廣大黨員所唾棄，於是決定采取新策略。哈阿茲、伯恩施坦、迪特曼、累德堡等18名中派議員於12月21日一起投票反對軍事撥款並發表公開明，同時哈阿茲辭去黨團主席的職務。他們在《十八人聲明》中論證反對撥款前理由時隻是說，他們認為德國的國界是安全的，現在德國應當向和平邁出第一步，而沒有批判他們的“護國主義”立場，更沒有提出反戰的革命行動。
1916年，德國各階層人民由於飽受戰爭災難的痛苦而掀起了更高的反戰浪潮，甚至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由於反對政府的兼並政策也在組織上聯合起來了。斯巴達克派同政府、同社會沙文主義展開了更英勇的鬥爭。人民群眾的反戰活動、各界人士的壓力以及革命派的鬥爭促使中派對黨的領導機關也采取了更加瀲進的策略。18名中派議員在3月24日堅決拒絕政府的緊急預算案並發表了公開聲明。聲明認為，戰爭的結局恐怕是“既沒有戰勝國，也沒有戰敗國，而隻有被打敗了的、從千百萬個傷口中流著鮮血的各國人民”，所以繼續進行戰爭已經毫無意義。但社會民主黨右派議員海涅等則起來反對，並對哈阿茲等進行攻擊。接著，社會民主黨的黨團執委會竟把這18名議員從黨團開除出去。哈阿茲被迫辭掉了黨的主席的職務。被開除的這些中派議員以哈阿茲、迪特曼、累德堡為首組成了單獨的黨團，稱為“社會民主勞動派”。他們在成立通告中聲稱，他們自1914年8月4日以來在軍事撥款等重大問題上同多數派就有分歧，現在他們由於被取消黨團成員資格而聯合成立黨團意義上的“社會民主勞動派”，以便完成選民委托給他們的任務，他們仍是黨的組織部分。他們譴責黨的領導人不遣餘力地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把廣大無產階級引人歧途，同時又表示希望全體社會民主黨議員戰後能夠重新合作。
“社會民主勞動派”成立後，哈阿茲作為它的代表多次在國會中發表演說，一方麵抨擊帝國內政的弊端，反對德國帝國主義的潛艇戰，要求尊重各國人民的自主權；另一方麵進一步以“超帝國主義論”為根據希望國際資本家戰後聯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相互和平共處，達成限製軍備的協議，拒絶參加斯巴達克派為這一年5月1日舉行反戰活動的準備工作。
1916年9月21—23日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右派企圖利用這次會議來批準他們的背棄政策。他們事先在選舉代表的問題上玩弄花招，造成了有利於右派的多數。在會上中派和斯巴達克派同右派發生直接的衝突。右派極力力社會沙文主義者的戰爭政策辯護，警告工人不要罷工，不要采取其它反對戰爭的階級鬥爭行動。中派首領累德堡受一百多名代表的委托宣告，這次會議沒有權利作出任何決議。早在會議召開之前，斯巴達克派就認為，按照黨章，這次代表會議根本就不能成立。在這次會議上，敦克爾代表斯巴達克派宣布，社會民主黨在8月4日已經向民族主義思想投降，她強調，沒有原則的統一，也就沒有黨的統一，這種原則就是承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承認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她還向中派說明，雖不同意中派的政策，“但我們可以聯合起來打擊共同的敵人，而前提條件自然在於勞動派要成為一個有行動力量的真正反對派，要實行有原則的政策，不僅是說，而且要做”。為了對右派表示抗議，斯巴達克派和社會民主勞動派的代表都拒絕參加表決右派提出的關於黨的政策的決議。
1917年1月7日，在社會民主勞動派的提議下，黨內的反對派召開了一次聯合代表會議。斯巴達克派對召開這次會議是讚成的。在會議的前一天，斯巴達克派曾舉行一次準備會議，擬定了出席反對派代表會的方針。由斯巴達克派代表恩斯特·邁耶爾提交聯合代表會議的決議草案說明了他們對待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草案中說：“隻要反對派的獨立的政治活動不受壓製和阻礙，反對派即可保留它從屬於目前的社會民主黨的關係。反對派之所以留在黨內，隻是為了處處對多數派的政策進行討伐和鬥爭，使群眾不致為披著社會民主黨外衣推行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欺騙，並且利用黨作為無產階級反帝階級鬥爭的招兵站”。這就說明，斯巴達克派還不主張從社會民主黨中分裂出來，隻是想在黨內建立一個廣泛的反派組織。
斯巴達黨派參加這次聯合代表會議的主要意畫是想爭取勞動派的工人群眾。正如約吉希斯（斯巴達克派領導成員）所說的，“他們在思想上是屬於我們的，而隻是由於同我們很少接觸，或者由於不了解反對派內部的實際關係和其它一些偶然性的原因，才跟隨了勞動派”。出席這次會議的有157名反對派代表，其中有斯巴達克派的代表34人。考茨基為會議草擬了一個宣言，要求實現“既無戰勝者，也無戰敗者”的和平。但這個宣言由於斯巴達克派的反對未獲一致通過。
反對派的這次會議引起了黨的執委會領導人的極大不滿，他們認為，反對派的代表會議實際上已經建立一個單獨的組織，因而便已自行脫黨。1917年1月18日黨的仲裁委員會竟然決定把“社會民主勞動派”和左派開除出黨。1月20日，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又向全覺發生了號召書，以維護團結為名，責成一切覺組織必須對反對派“采取必要的組織措施”，誰支持反對派，誰就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實際是號召把一切反對派開除出黨。這樣，被機會主義長期在思想上分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組織也公開分裂了。
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
事變的進程迫使中派同右派分裂並聯合左派於1917年4月6—8日在哥達城召開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大會。
會前（目4月5日），斯巴達克派特地在哥達召開全國代表會議，討論對待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問題。盧森堡在獄中未能參加會議。會上經過討論決定參加獨立社會民主黨，以便在黨內開展爭取群眾的工作。同時保持斯巴達克派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大會的議程是：黨的狀況、組織問題、我們的任務三項。出席大會的有143名代表，其中124人代表91個選區的社會民主黨組織，15人是帝國國會議員。哈阿茲就第一項議程作了報告。
他在報吿中自稱左派，激烈地譴責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和機會主義工會，稱他們為“政府社會黨人”、“工會官僚”、譴責他們“追隨政府”、“屈從帝國主義國家”、指出舊的黨團支持政府延長戰爭，黨執行委員會獨斷專行。為此，他再次呼籲全體反對派團結一致為爭取和平自由而鬥爭。他還在報吿中對俄國的二月革命表示祝賀，稱頌二月革命是“使俄國和世界走向自由之路的一個巨大進步”。
迪特曼就第二項議程作了報吿。他主要闡述了新黨的組織章程，強調說明了所有反對派應該聯合起來。大會通過的章程基本上符合社會民主黨的舊章程。大會討論了組織問題委員會提出的“社會民主覺反對派組織原則”的提案。圍繞組織名稱問題展開了爭論，有以下幾種名稱：
德國國際社會民主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反對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反對派。最後以77票對42票通過了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作為黨的名稱。
累德堡就第三項議程即黨的任務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過分強調了議會鬥爭的作用，把議會活動看作是黨進行政治鬥爭的主要手段。他從1900—1918年一直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1920—1924年又一直任獨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首腦。
斯巴達克派代表呂克和黑克爾特分別就前述議程作了補充報告。他們在報告中就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議會政治以及群眾行動等問題闡述了與中派不同的立場。他們批評了中派的社會和平主義理論，指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必須動員國內和國際的全體無產階級舉行群眾罷工，用戰爭反對戰爭！同時表示斯巴達克派願與中派合作，但在政治上、組織上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要自主地執行自己製定的政策。
大會還討論和通過了考茨基起草的宣言。宣言認為，早在戰前黨內就存在著兩種傾向：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努力捍衛黨的國際主義傳統，另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則企圖用民族社會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縛思想，用民族自由主義策略來反對毫不妥協的反對派策略。戰爭加深了這兩部分人的矛盾，並使第二部分人掌握了黨的領導機構。宣言表示，反對派聯合起來是為了加強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宣言指出，社會民主黨領導與政府合作並沒有改變政府的對外政策，也沒有縮短戰爭期限。宣言要求大赦政治犯，取消書報檢查令，要求自由結社集會權，要求廢除農業工人、國家工人和雇工的非常法，要求勞動保護和實行八小時工作日以及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選舉權。但宣言沒有號召工人采用群眾性行動達到這些要求，隻是要求在議會裏提出。宣言還要求工人在戰後作好進行反漲價和反失業鬥爭的準備，然而在戰爭期間不號召采取群眾行動。在對外政策方麵，宣言提出了要加強國際無產階級團結，恢複國際的活動，希望在一致同意和民族自決的基礎上締結和約。對俄國革命表示歡迎，但沒有提出應向俄國革命學習並從中得到如何進行革命鬥爭的結論。
最後，大會選舉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由迪特曼、哈阿茲、累德堡等七人組成。迪特曼和哈阿茲任黨的主席。
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是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對社會沙文主義者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和讚成軍事撥款的強烈不滿的表示。它的成員較為複雜，政治態度各異，有社會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激進分子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黨內決定政策的是中派首領哈阿茲、迪特曼、考茨基等人，他們是站在社會和平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戰爭，反戰態度並不十分堅決，也不準備以革命的階級鬥爭來結束趣爭。所以獨立社會民主黨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而是以中派分子為主的工人黨。
作為馬克思主義派的斯巴達克派為什麼要加人獨立社會民主黨呢？對此，斯巴達克派領導人曾作了多次說明。長期以來，斯巴達克派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等對社會民主黨右派和中派進行了堅決鬥爭，但他們感到黨內右派和中派的力量相當強大，在群眾中有較大影響，如果不在覺內進行爭取群眾的鬥爭，斯巴達克派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因此，他們認為在組織問題上一定要采取審慎態度，不能輕率地實行分裂。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後，盧森堡寫了《哥達代表會議的回顧》一文，具體地論述了關於斯巴達克派參加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問題。她認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國際社會主義遭到了巨大的世界曆史性危機。1914年8月4日事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偶然現象，而是來源於大戰前的工人運動的性質。因此，隻有同社會民主黨的過去進行鬥爭，才能創立新的社會主義運動。從這一觀點出發，盧森堡認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成立大會完全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因為“哈阿茲的報告絲毫沒有對過去進行分桁，累德堡和迪特曼的報告絲毫沒有闡明應當為新的政治任務和組織章程指明方向的方針和路線”。盧森堡認為，獨立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是舊黨的合法繼承”。但是，盡管如此，盧森堡說明斯巴達克派應當參加這個黨，她說：斯巴達克派的方針一如既往，“它參加這個新黨不是出於某種機會主義的考慮，不是心安理得地同勞動派進行兄弟般的和解，同他們混成一鍋粥，成為毫無骨氣的‘反對派’。它參加這個新黨是在深信普遍社會狀況日益尖銳和有意識地對黨迸行工作的情況下來推動這個新黨，喚醒它的良知，並且表達了處在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和衝突中的整個工人運動的進一步要求，以承擔起黨的真正領導。”她在批評不來梅左派要求同中派在組織上徹底決裂的主張時說，不來梅左派忘記了主要的事情，即歸根到底忘記了對群眾的行動方式正在和將要起作用的客觀曆史狀況。他們忘記了，同中派進行鬥爭每走一步同時也是同過去進行鬥爭，同工人運動中的錯誤進行鬥爭，而且這本身也是我們所擁有的發動和教育群眾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果說，勞動派本來是屬於導致8月4日破產的黨的過去的活生生的一部分，那麼，新的運動恰恰必須通過同他們迸行經常不斷的批判性鬥爭才能開辟道路。少數人口袋裏裝著現成的最好的藥方並且早就知道人們應當如何引導群眾，這是不夠的。群眾必須在精神上同過去五十年的傳統決裂，從這種傳統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而這隻能在對整個運動進行經常的、最尖銳的內部自我批評的偉大過程中才能實現。這正是斯巴達克派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所要擔負的天職。
所以，斯巴達克派是為了爭取教育群眾並從黨內來改變這個黨的路線而參加獨立社會民主黨的。
三、德國共產黨的建立
在十月革命影響下，1918年初，德國的革命危機日益成熟。斯巴達克派堅決動員群眾進行革命鬥爭，而獨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卻猶豫動搖，為此，斯巴達克派於1918年10月7日舉行全國會議，確定了革命的戰鬥任務，指出了革命的明確目標，提出一係列革命要求，主要是：
立即釋放政治犯，立即取消戒嚴狀態，立即取消後援法令；沒收全部銀行資本、礦山和冶金工業；大大縮短工作時間，規定最低工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廢除各邦以及各王朝。會議通過了發動群眾武裝起義，成立蘇維埃和堅決為建立共和國而鬥爭的革命鬥爭綱領。這樣，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與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迸一步劃清了界線1918年11月11日，在柏林召開了斯巴達克派領導人會議，會上決定將斯巴達克派改組為“斯巴達克同盟”。盡管斯巴達克同盟仍留在德國獨立社會民蟲黨組織內，然而它的成立客觀上在創建德國革命政黨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了一步。它具有一個獨立組織的某些新特點：設有中央局和各部門書記處，雖不交納黨費，但頒發黨證。它把盧森堡在《紅旗報》上發表的綱領性宣言《斯巴達克同盟想要什麼？》規定為同盟的綱領。
作為斯巴達克同盟綱領的《斯巴達克同盟想要什麼？》全麵地闡明了同盟當前的任務和最終目標以及應采取的政策措施。綱領的第一章分析了1918年11月9日革命的性質及其前提條件。第二章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的任務，指出這個任務要求在群眾自身的鬥爭過程中徹底改造國家和徹底變革社會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在反對資本的激烈鬥爭中，每個企業的工人都可以通過建立常設的代表機構，負起監督生產的責任並最終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
綱領的第三章分析了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綱領否定了與無產階級革命目的和任務背道而馳的恐怖手段和政治暗殺；同時針對“和平長久”社會主義的幻想，強調指出相信資本家會自願服從國會的、國民大會的社會主義裁決，相信會心平氣和地放棄財產、利潤、剝削特權，那簡直是異想天開。資本家寧可國家變成一片冒煙的廢墟，也不會自動放棄雇傭奴隸製。綱領要求“用鐵拳和百折不鐃的毅力”去粉碎資本家的反抗強調“必須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對付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暴力”，用整個政權的力量把團結一致的勞動人民大眾武裝起來，解決革命的任務，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隻有到那時才有真正的民主，不欺騙人民的民主。
綱領就當時麵臨的任務，提出了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具體政策措施。
綱領還有一章專門闡述國際主義的任務。綱領提出要立即和各國兄弟黨建立聯係，以保證在兄弟般的國際團結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的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革命。
綱領最後闡明，斯巴達克同盟隻是無產階級中有覺悟的部分。它每前進一步都要向整個工人階級的廣大群眾指明他們的曆史任務，在革命的每個階段都要捍衛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在一切民族問題上都要捍衛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利益。總之，斯巴達克同盟的勝利不是在革命的開端，而是在革命的終點，它的勝利就是千百萬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群眾的勝利。
這樣，綱領全麵地規定了斯巴達克同盟的行動指針。
在十一月革命過程中建立的艾伯特臨時政府以“社會主義者”為名，猖狂向革命力量進攻的關鍵時刻，斯巴達克派日益認識到建立獨立的革命政黨的必要性。1918年12月29日，斯巴達克同盟在柏林召開全國會議，有來自46個地區的83名代表參加。會議決定建立一個獨立的黨，並於30日至1919年1月113，在柏林召開了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同盟）建黨代表大會。大會由威廉·皮克主持，李卜克內西作了《關於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和建立德國共產黨的必要性的報告》。大會通過的決議指出，斯巴達克同盟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斷絕組織關係，成立獨立的政黨“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同盟）”。盧森堡作了《我們的綱領和政治形勢》的報告，肯定德共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的，指出作為德國革命範例的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偉大的意義。大會還通過了《致反對被壓迫各國的共同敵人的俄國戰友》的賀電。大會對《斯巴達克同盟想要什麼？》稍加修改後即以此作為黨的綱領。大會規定，黨的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共利國，消滅資產階級議會和其它舊政權機關，並將其職能轉歸工兵蘇維埃，根據普選權在全國舉行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選舉，實行完全的社會平等，廢除一切等級特權等大會選舉了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皮克為首的中央委員會。
德國共產黨的建立是德國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和戰爭，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的結果。從此，德國工人運動中有了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使德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翻開了新的一頁。德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列寧說：“‘斯巴達克同盟’……改名為‘德國共產黨’，這樣，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國際主義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就在事實上成立起來了”。
原栽《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
1988年6月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