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上午十點半，美國乒乓球隊的副領隊拉福德·哈裏森遇到中國代表團的負責人宋中。宋中向哈裏森轉達了正式邀請。驚喜的哈裏森當即從下榻的皇宮飯店往東京美國駐日使館打電話，詢問有關護照問題。美國駐日大使阿明·邁耶不在，接電話的使館官員威廉·坎寧聽說後當場表示，建議哈裏森接受邀請。因為大使館已經接到通知，國務院已經宣布總統決定取消了對持美國護照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的一切限製。坎寧根據自己的理解，美國政府希望和中國改善關係，當然可以建議美國球隊接受中國方麵的邀請。
坎寧打罷電話迅速找到了邁耶大使彙報。邁耶覺得事關重大，應該告訴華盛頓，這樣可以給華盛頓一個機會，對建議中的訪華旅行可以給予鼓勵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館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加急電報。
此時，東京正午剛過，華盛頓已是午夜。接到電報的羅傑斯國務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見當即送往白宮。意見寫道：“雖然我們還無法斷定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邀請的用意起碼有一部分是作為回答美國最近采取的主動行動的一種姿態。”
尼克鬆看了電報，喜出望外，馬上批準美國乒乓球隊接受邀請。中國人的主動行動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進行著。這個行動包含了什麼樣的信息？美國應該作出什麼樣的反應？
尼克鬆連夜將內閣成員召來，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會議。在開會的人員到來之前，尼克鬆囑咐基辛格作一下準備，讓基辛格在會上就對華新政策作一個概述。尼克鬆也沒有忘記囑咐，關於與中國在秘密渠道的信件來往及美國的做法不能透露，隻能讓必須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讀了電報，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為深沉、複雜。他這個學富五車，以高傲自信著稱的人，都不能不驚歎中國人行動的高明。如果說，從1969、1970年中美兩國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覺得對手也是懂外交的話，中國人今天這一著使他覺得對手不凡。他隱隱約約地感到他麵對的是一個外交巨擘。他在這一場複雜的外交圍棋賽中遇到了一個高手。那些庸俗膚淺之輩導演不出那樣的外交傑作來。他不由地產生與之較量一番的興奮。
等一會，他將奉總統之命闡述美國的對華新政策。要知道，兩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底，他受聘來到白宮以前，並不是一個中國通。關於中國的知識，無論是基本知識還是對細微變化的鑒別能力，他都等於零。他連筷子都不會用。
他讀過幾本毛澤東的哲學和軍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中，摘引過毛澤東的一些警句；但是，書中對“中蘇戰略思想”的分析，還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戰觀點，把中蘇當作“鐵板一塊”的。1964年10月，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把基辛格嚇了一跳。他感到中國就要怒氣衝衝地對全世界進行侵略了。而1966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來簡直是無法無天，不可思議，八億中國人簡直是瘋了。中蘇分歧公開化以後，他開始同情蘇聯人，認為中國人更好鬥，更富於侵略性。
在尼克鬆的督促下，在接觸與處理中國問題的具體過程中，基辛格的觀點開始逐漸轉變。到1969年8月，隨著對中蘇邊境衝突的分析，他才覺得俄國人進攻中國的可能性大大超過中國人進攻俄國的可能性。他這才意識到，過去認為中國人頭腦發昏，缺乏理智，竟準備去進攻力量強於自己的蘇聯，那是看錯了。從曆史的角度看，中國也未曾擴張版圖，侵略他國。經好幾次微妙的來回，他領悟了中國人的信息微妙，往往言辭激烈，而行動沉著。他從中感到，對手是善於分析國際形勢的行家，深諳均勢之道，懂得各種力量處於經常變動狀態，必須隨著情況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
基辛格改變觀點雖說晚了點，卻對新中國有他獨到的認識。他向往著飛往中國，——在乒乓球隊訪華之後，作為總統特使飛往中國。他預感到這個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國的官員已經在向外國駐北京的使節打聽他基辛格了。據說，他們對這位哈佛大學教授懷有敬意，他們看過他的書，他們放出風來：“願意見見基辛格。同這位高手較量較量……”
內閣會議室裏燈火通亮，該到會的成員都連夜趕來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會議就要開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進了會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