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爆發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亂還隻是亂在貼大字報、揪鬥“走資派”。從“安亭事件”開始，“文革”之亂造成工交生產癱瘓，使大動亂升級了。
告急電話打到李富春那裏。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當時主管工交。倘若發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斷事故，僅僅因為自然原因，如脫軌、相撞、地震、水災等等，李富春親自處理也就可以了。可是，這一回卻是因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
陳伯達與李富春商量，馬上派人前往安亭，勸阻工人不要攔斷交通。派誰去呢？陳伯達提出派張春橋，因為張春橋既是“中央文革”成員，又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李富春同意了。據陳伯達回憶，當時並未意識到“安亭事件”的嚴重性，派張春橋去是他匆匆決定的，沒有請示過毛澤東，不是張春橋後來所吹噓的那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緊急，張春橋必須坐飛機趕往上海。據王力回憶，是陳伯達要他掛電話給空軍司令吳法憲，調來一架軍用專機。王力送張春橋到機場。張春橋上了專機，於11月11日晚8時離開北京，飛往上海。在上海機場接張春橋的，是韓哲一。
在張春橋出發前，陳伯達給安亭發去一份急電。他的電報的調子，跟寫給在國防部鬧事的學生的信差不多，他的電報全文如下：
工人同誌們：
十日夜我們聽說你們有幾千人要求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局爭執不下，我們打了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誌，請他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運輸。剛聽到消息，有部分同誌已經回去，這樣做是很好的，很對，很對。據說有些工人同誌，還是在車站不願回去。我們認為工人鬧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黨中央再三強調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把生產搞好，完成國家計劃。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這是大道理。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們都在注視著我們的活動，注視著我們經濟發展的動態。工人同誌是為我們祖國爭光的先鋒隊，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搞好生產這個大道理，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麼你們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會搞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這樣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誌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注意對社會、對國際的影響，時時刻刻要顧全大局，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我們絕對不能因為一部分利益，因為有些人意氣用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國家的威信，即使是小小的損害，也是不好的。
事實上你們的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張春橋同誌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同他當麵商量。
這是我們再三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我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向你們致以最高的無產階級敬禮！
陳伯達
王洪文畢竟不像那些衝擊國防部的學生好對付。當張春橋在安亭宣讀了陳伯達的電報之後，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刷出大標語，說陳伯達的電報是大毒草。
1966年11月16日，張春橋在蘇州對上海“工總司”部分工人發表談話時，這樣談及陳伯達的電報：
陳伯達寫了那麼一封信（即電報），講了那麼一番道理，現在說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義的，這些話我通通在電話中告訴了伯達同誌……這個電報講得不完全對，不適合情況，因為那時滿腦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對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問題不清楚……
同誌們提出的對伯達同誌的批評，我剛才講我已經告訴他了，在電話裏交換了意見，他表示心裏不安。他要我有機會的話告訴同誌們，這封信寫得太倉促了。伯達同誌是個很革命的同誌，是一個很虛心的同誌。他說：“怎麼辦呢？想什麼辦法來彌補呢？”我講：“現在已經造成這樣的結果，請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倉促，不要再來一個倉促的事情了。”伯達同誌又說：“是不是寫第三封信？”我說：“你如果要寫的話，我讚成。再寫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觀點，可以考慮一下，不要馬上寫，你想一下這個問題，索性把工廠文化革命問題能不能說得完全一些？”因為他現在正忙於調查工廠文化大革命情況，中央呢，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對伯達同誌的批評已轉告了。今天我又聽到一些意見，我還繼續轉告。我相信同誌們會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響能夠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