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飛快地傳進了林彪的耳朵。據陳伯達對筆者說，林彪尖銳地批評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說的，當然是對的。可是，你把生產當成了大道理，這完全錯了。大道理是什麼？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麵對林彪的批評，陳伯達趕緊承認自己的電報寫錯了。陳伯達馬上轉為支持王洪文，支持張春橋在上海跟王洪文談定的五項協議。
張春橋在1966年11月16日的談話中，也講到這一過程：
我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他（指陳伯達）。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對你們的認識，你們的行動，作出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陳伯達同誌，江青同誌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確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這才逐漸成為上海一霸，以至後來成為“四人幫”中的一個。陳伯達從發出那個“大毒草”電報，到迅速“急轉彎”，到支持王洪文，不過兩三天工夫，又一次顯示了他的政治投機的看家本領。
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書記陳丕顯出麵，給陳伯達打電話。陳丕顯在電話中質問陳伯達：“你們的一個文革小組副組長，究竟有沒有權力背著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與群眾組織簽訂反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決定？你們還要不要國家的法律？”
陳伯達慢條斯理地回答：“不要那麼發脾氣，冷靜一點嘛！字已經簽了，中央在研究。”
陳丕顯又給陶鑄打電話，陶鑄明確表示不同意張春橋的做法。
陳伯達得知陳丕顯給陶鑄打電話，擔心陶鑄會去找毛澤東。陳伯達馬上帶著王力去見江青，江青說：“要搶在陶鑄前麵見主席！”他們深知，如果毛澤東支持陶鑄的話，那他們就會陷入被動。
11月16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北京釣魚台十二樓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但常委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沒有參加），“中央文革”江青和王力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拿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念了其中的“結社自由”一段，說上海的“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毛澤東又談到了張春橋在上海跟“工總司”簽訂的五項協議，他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毛澤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權威。他的話，一錘定音。
從此，張春橋益發飛揚跋扈，在上海為所欲為。王洪文從此成為張春橋麾下的親密夥計。陳伯達呢？他慶幸自己“轉”得快，算是沒有釀成大錯，“跟上”了毛澤東！
為“第一夫人”捧場
1966年11月26日，毛澤東最後一次——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從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來，三個多月中，毛澤東已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
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站穩腳跟的江青，也急於公開亮相。她能“接見”誰呢？自詡為“無產階級文藝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見”她的“文藝大軍”。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藝界舉行盛大集會。江青登台，陳伯達帶著“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為之捧場。
江青在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講。這篇演講，成為她繼《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後的第二篇“力作”。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公開發表，成為“學習文件”，而且還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誌講話選編》。
鑒於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開亮相（她的以前的種種在群眾場合的即興講話，隻是被用油印機印成傳單散發而已），她的講話將向國內外發布，所以她在向“文藝界的同誌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之後，就“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