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誌們！同學們！我是伯達同誌派來的……”那時的張春橋還不算顯赫。他打出了組長陳伯達的牌子，贏得了學生們的一片掌聲。
張春橋掏出一張紙頭，宣讀陳伯達親筆所寫的“指示”。
據檔案所存，陳伯達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今天的事不管你們有這樣或那樣千條萬條的道理，但比起衝進我們無產階級的神聖的國防部這件大事來，你們的多種道理都站不住腳了。你們忘記了大道理，把這樣的小道理擺在大道理之上，怎麼能夠說是正確的呢？
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有什麼事可以一個一個談清楚，有什麼委曲可以一個一個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學們要用大道理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罵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請同學們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裏頂了，你們年輕，不要以為自己都對，誰也說不得，我說的這些都是好意，都是從大道理出發的。希望你們不要輕聽輕信，偏聽偏信，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前進。
再說一句，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今天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後還可以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
因為身體不好，托張春橋、謝鏜忠和戚本禹三位同誌來接見你們，說這番話，請你們考慮。
張春橋念畢，大聲問道：“同學們，伯達同誌的話，你們擁護不擁護？”
學生們隻好答道：“擁護！”
“好。既然大家擁護伯達同誌的意見，馬上就退出國防部！”張春橋緊接著說道。
鬧了一天的學生們，這時隻好散去，退出了國防部大院。
陳伯達的一張條子，平息了一番風波。“中央文革”顯示了“神通”。
“謝謝陳伯達同誌！”從林彪那裏，傳來這句話，使陳伯達分外高興，雖說他早就認識葉群，可是跟這位“副統帥”並無多大來往，畢竟一個是“秀才”，一個是“兵”。這一回，陳伯達接住了林彪踢過來的“皮球”，“理論家”跟“副統帥”之間有了“友誼”……
發往安亭的急電
剛剛解決了國防部告急電話，又從上海傳來了告急電話。
上海的風波也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惹起來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組。甚至在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中共上海市委還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裏派出工作組。上海的學生、工人起來驅逐工作組，中共上海市委強調：“北京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上海派工作組是對的！因為中共上海市委向來是正確的！”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在上海興起。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炮轟陳、曹，如同北京炮轟劉、鄧。陳，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市長。在陳、曹之中，曹是炮轟的重點。因為陳丕顯在1966年3月查出鼻咽癌，處於休養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紡廠保衛科幹事29歲的王洪文，成為上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雲人物。他組織上海各工廠的造反派們，籌備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他被推選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總司”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要求曹荻秋到會，予以“承認”。曹荻秋沒有理睬。會後，王洪文帶領幾千工人造反隊員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見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為曹荻秋給陶鑄打過電話，陶鑄明確答複，成立跨行業的全市性的“工總司”是不適當的，是違反了中央有關規定的。
王洪文帶領“工總司”的造反隊員們鬧了一夜，還是見不到曹荻秋，便鼓動造反隊員們“進京告狀”！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隊衝入上海北站，搶上列車。上海北站秩序大亂。
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的韓哲一回憶：考慮到上海北站地處鬧市，“工總司”在那裏鬧事影響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決定發車。原定把列車開到蘇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鬧事者遠離上海市區。但是列車啟動後，上海鐵路局考慮到停在上海遠郊嘉定縣境內的安亭車站更合適些，於是，那列裝滿“工總司”造反隊員的列車便被駛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裏。
“這是陰謀！這是上海市委的陰謀！”王洪文豈肯善罷甘休？“司令”存心擴大事態，在11月10日中午攔住了上海開往北京的14次特別快車。那一段鐵道單軌。14次車停在那裏，滬寧線便阻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