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同誌曾應出版社要求審閱過小說初稿，被打成《劉誌丹》小說的“黑後台”，誣陷他“勾結”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授意、炮製、拋出反黨小說”，不但被撤銷了副總理職務，還被隔離審查了16年，在獄中關押了8年。這還不算，在他40多年前擔任過地委書記的慶陽地區，被揪出的所謂彭、高、習“黑爪牙”竟達1.2萬多人。
原計委副主任賈拓夫，被打成“反黨分子”後，撤職下放。十年動亂中，被害死在西安郊外。
劉景範同誌在答辯時給康生提了點意見，叫他不要搞“逼供信”，這一句話就成了“現行反革命”，當場被捕，後又監禁了7年。
宋任窮同誌也被牽連挨整。
因為小說的選題是工人出版社定出的，原社長高麗生，受盡肉刑，被折磨致死。
小說的責任編輯何家棟，一家老小被趕到河南鄉下，老母和兩個兒子在病困淩辱中死去。
就連給作者李建彤帶過路的陝北老貧農於悅賢和劉景華，他們也不放過，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生忠勇的烈士劉誌丹，在“文革”中也被當做“叛徒”來鞭屍了。當時，陝西省的主要頭頭找到劉誌丹的女兒劉力真，要她出麵聲明，同意取消誌丹縣。劉力真說她無權同意，要這位頭頭去請示中央，結果西安市到處貼滿了“緝拿叛徒劉誌丹的女兒”通緝令。劉力真無路可走，隻得逃回陝北鄉下躲藏了一年，後又被人告密，被五花大綁地揪回西安“歸案”。
劉誌丹一個馳騁疆場，出入於槍林彈雨的革命烈士，曾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譽為“群眾領袖，民族英雄”，“上下五千年，英雄成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的“紅軍模範”，就因為一本如實反映他的革命經曆的傳記小說，竟然株連了如此之多的人，製造了現代中國的文字獄大冤案，荒唐之極，無與倫比，九泉之下的英靈，也會為之悲慟、憤慨啊！
我們常說曆史是最公正的，蒼蠅飛得再高也是蒼蠅，雄鷹飛得再低也是雄鷹。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終於為小說《劉誌丹》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2月25日，中央為所謂的“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使一樁持續了17年之久的現代文字獄終於結束了。
正當康生大抓階級鬥爭，放肆製造《劉誌丹》冤案的時候，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將他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在黨和國家中的地位又開始穩步上升。
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更讓康生如魚得水，風雲際會，先後當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央的副主席。
“這個人能放炮。”康生繼續他的“通氣”“交底”，並且意味深長地瞟一眼陳伯達：“主席說他是黨內的一頭牛，橫衝直撞。他確是頭上長角，頂過不少人。這一點知道的人很多。”
陳伯達臉上有點熱，康生顯然知道他與陶鑄之間的芥蒂。盡管他厭惡這位洗不淨陰森的“三洗老人”，雖然他知道康生對誰都可能捅一刀，但仍然走得更貼近些，步調更一致些，聽康生介紹。
“他是朝劉少奇開過炮的……多次開炮。”康生朝貼近過來的陳伯達流出一絲神秘的淺笑，聲音壓低了，“這是最根本的。”
陶鑄與劉少奇沒有源遠流長的曆史關係，是1942年在延安才認識。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主持工作，陶鑄對這位中央領導人，這位黨的領袖之一，是懷了敬重之情的。
1943年，陶鑄調任軍委秘書長，代表中央軍委去晉西北檢查工作。
他從晉西北回到延安時，剛進家門就聽到一個吃驚的消息：柯慶施被關起來審查了！
柯慶施在中央城工部工作，與陶鑄私人友誼較深。兩人來往不少。對於柯慶施，黨內許多老人將他列入極左之列，這多是由於“大躍進”、廬山會議以及以後反右傾機會主義等運動中他的態度所留給一些同誌的印象。不過，在延安，多數同誌都認為他是個心胸豁達的人。他愛喝點酒，當時剛結婚不久，那天，禮堂裏開會，他去了。還在下邊嘻嘻哈哈跟別人逗樂呢，就聽台上一聲喝：“柯慶施上來！”
據說他根本沒聽台上講什麼（也許有些誇張），聞聲稀裏糊塗上了台，一上去就稀裏糊塗被批成了“特務”。
柯慶施受到隔離審查，不許出門，不許任何人看，長一頭長發也不許剃。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來自白區，受到時勢的壓迫自然更慘，後來被逼得跳井自殺了。
陶鑄本是一副燃油般的性子，一點就著。聽說了這些情況，茶水也沒喝一口便喊起來：
“冤案，我去看他！”
“不行，正審查呢。”同誌們勸阻：“誰也不許看。”
“我偏要看，豈有此理！”陶鑄拍響桌子，拔腿就朝外走，“柯慶施我了解，什麼特務？冤案！這種時候我不去看還算什麼朋友！”
他硬闖去看望了柯慶施。
不少同誌替他捏把汗：“小心陷進去……”
他敞著大嗓門，聲音傳老遠：“這個時候不敢為朋友出頭，等於落井下石！”
對於1942年的整風運動和1943年聯袂而來的“敞開思想”“搶救運動”，中國共產黨內始終存在著不同看法。畢竟，這場運動傷害了一些好同誌。
然而，從根本上看，從大局看，“整風”清算了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危害並繼續造成危害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這種出自教條主義的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巨大的危害，已經由實踐做了結論。
這場運動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人心；使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實現了空前的教育和普及；也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