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運動”的錯誤，很快被黨中央、毛澤東同誌發覺糾正了。毛澤東同誌代表中央向受委屈的同誌賠禮道歉。七大代表不少是在搶救運動中挨過整的。他們在會上提了不少意見，對康生極為不滿。為了平息眾怒，毛澤東在七大專門講了一段話，指出在搶救運動中搞錯了不少同誌，冤枉了好人，不要“一人向隅，舉桌為之不歡”。說不少同誌受委屈，我代表中央向各位受委屈的同誌道歉，說：是則是，痛改前非，團結抗戰，一個不殺；非則非，取掉帽子，賠個不是。毛澤東同誌把手舉到帽簷下說，現在，我把戴錯了的帽子給你們取下來，向你們行個禮，賠個不是。你該還我一個禮吧，你不還禮，我這個手就放不下來了。當時台下的同誌感動得熱淚盈眶。可是直接負責“搶救運動”的康生，卻神色不動地坐在台上抽煙，未作任何檢查。散會後大家向外走，李富春同誌問康生，你怎麼不講幾句？康生惡毒地說，我不會當兩麵派人物。不僅如此，康生還對甄別工作進行阻撓，硬給許多同誌的結論“掛尾巴”“留辮子”。“文革”中康生又乘機為“搶救運動”翻案，把在延安已經甄別平反的問題又重翻出來，使許多老幹部再次受到誣陷迫害。
耐人尋味的是，康生的陰謀伎倆在當時就被一個外國人看穿，他就是季米特洛夫。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黨內狀況問題寫信給毛澤東。信中寫道：
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原來的領導人當中誰也不能幹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談談中共黨內狀況在我這裏所引起的不安，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曾有幸近距離地並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國問題。我對康生的作用也有懷疑。因為像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加強黨的團結這樣一種黨的正確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機構以很成問題的方式實施的。這些方式隻能造成相互猜疑，隻能引起普通黨員群眾強烈不滿和幫助敵人瓦解黨。早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報，說國民黨分子決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細，其目的是要離間您同王明和黨的其他活動家之間的關係，而且還要製造對所有在莫斯科住過和學習過的人的敵對情緒。關於國民黨分子的這種陰險企圖，我曾及時提醒過您。國民黨分子的如意算盤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進而輕而易舉地消滅共產黨。我確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動在為這些奸細效勞。請原諒我這種同誌式的坦率。這是我對您的深深的敬意和我的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即相信您作為黨的公認領袖是願意看到事情的真相的，才使我如此坦率地談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麵對著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的形勢，康生感覺到他興風作浪的時候到了。他在會上給毛主席遞了個“寫小說反黨”的條子，於是產生了所謂“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最高指示”。這句話像一枚重磅炸彈，使參加會議的人都目瞪口呆，會議立即改變了原來討論經濟工作的中心議題，全部集中到“階級鬥爭新動向”上來。
所謂“反黨小說《劉誌丹》”案，是康生一手策劃的大冤案。這樁現代文字獄前後持續了17年之久。
1956年，工人出版社為了對廣大工人群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擬訂了一個出版革命烈士傳記和革命回憶錄的選題計劃，小說《劉誌丹》就是其中的一種。當時，出版社看到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和弟媳李建彤寫的回憶劉誌丹的短文，於是約請李建彤寫作小說《劉誌丹》。
小說在創作過程中，先後得到中央領導、文藝界的老同誌和社會各方麵人士的幫助。1960年，曾在西北工作過的習仲勳兩次向作者和出版社同誌談了他對《劉誌丹》稿樣的意見，強調寫書是教育青年一代，通過寫革命領袖人物劉誌丹，寫西北大革命，把劉誌丹經曆的時期寫成為全國的縮影。小說的主導思想就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劉誌丹具體體現。
作者六易其稿，在小說將要出版之前，《工人日報》等幾家報刊選登了部分內容。
此時，康生正處心積慮地搜羅所謂階級鬥爭的“典型”，他正愁著沒有什麼是非可以撥弄，恨不能雞蛋裏挑骨頭，當他抓到小說《劉誌丹》這根“稻草”後，他連書稿還沒拿到手就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知道完全是為高崗翻案。”按照他的邏輯分析，劉誌丹是陝北根據地的創建人，頌揚劉誌丹和陝北根據地的豐功偉績，不就是貶低毛澤東在江西建立根據地的作用了嗎？不就是抬高一直在陝北根據地的反黨分子高崗的地位，為他翻案嗎？於是，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得發表《劉誌丹》。接著，又寫信給中央辦公廳，武斷地認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個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並責令工人出版社，把《劉誌丹》第五稿印600本，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會議審查。
康生鼓足一口氣，非要把這個事捅大不可，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他竭盡全力煽動對小說《劉誌丹》進行批判，硬說是為高崗翻案。定下這個調子，小說作者及其相關人員的處境便可想而知了。
八屆十中全會之後，以康生為首的，包括中央幾個單位都必須派人參加的，而實際上是康生一人說了算的“三合一”專案組，開始對作者李建彤進行“三堂會審”。同時，沒收她的全部采訪記錄，按記錄上的姓名尋找那些被采訪過的幹部和群眾，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
給小說《劉誌丹》提供過創作材料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三同誌也被打成“反黨集團”，還成立了“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
“文革”中，康生和“四人幫”，對小說《劉誌丹》的誣陷更是變本加厲，株連無辜，因小說牽連受害的各級領導幹部300多人。一般幹部和群眾，受害數字無法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