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支持和解釋這場整風運動，在掌握運動的本質和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方麵，建樹了卓越的功績。他在一篇被收入《整風文獻》的文章中說：“過去我們黨遭遇了許多不應有的挫折和失敗，走了許多不必走的彎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黨內存在著一些假馬克思主義者，許多黨員不自覺地盲從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
這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就是指王明一類隻知背誦一些馬列主義條文的教條主義者。劉少奇又說：“必須用中國革命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革命者，用中國黨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黨員，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實際的效果。如果拋開如此豐富的中國革命鬥爭的經驗，如果輕視我們黨22年來在偉大曆史事變中的鬥爭經驗，不用心研究這些經驗，不用心向這些經驗學習，而隻去學習離開我們較遠的外國革命經驗，那就是輕重倒置。”
劉少奇這種“中國化”的思想，無論那時、現在、將來，都在中國革命的山巔之上，永遠地明光閃爍。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3）
但是，世界上，曆史上，都是隻有巨人，而無完人；隻有偉人，而無神人。
在柯慶施的問題上，陶鑄認為主持工作的劉少奇看法有偏，對他產生意見。陶鑄重感情、重義氣，又性情耿直，敢放炮。
他朝劉少奇當麵開了一炮，而且是在眾人麵前公開的一炮：“我覺得劉少奇不如毛主席那麼有本事。”
此後，陶鑄對劉少奇一直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建國之初，劉少奇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現在回過頭來，不難看出劉少奇同誌這一思想的科學性。毛澤東思想確是全黨智慧的結晶，許多傑出人物都為這一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毫無疑問，堪稱理論家的劉少奇同誌便是其中的一個。
思想的科學性不等於每句話都講得準確恰當。劉少奇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講話，個別問題在提法和用詞上可能值得推敲。在1953年的中央財經會議上，陶鑄又向劉少奇放了一炮。對少奇同誌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講話提了意見。
這一炮不得了，差點被高崗利用。
解決高饒事件的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劉少奇主動找陶鑄長談一次話。陶鑄承認自己在“高饒”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向陶鑄做了耐心的解釋工作，並且承認他看人有時有些偏。
前麵說過，1956年中央八大召開前後，毛澤東已流露出辭去國家主席，避開日常瑣事，而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黨的理論和共產主義思想體係上來。這些想法終於變成了“一線”和“二線”的計劃。
在八大，鄧小平進入了政治局常委會這一製定政策的權力中心，並擔任了黨的總書記這一重要職務。
毛澤東談接班人，第一說出的是劉少奇，第二說出的是鄧小平。雖然沒有過任何正式文件，但國內外親耳聽到的人並不少。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結束後，陶鑄回廣東傳達文件。講到國家主席問題，陶鑄說：“如果選鄧小平當國家主席，我舉雙手讚成。”
廣州市一位副市長為此向上寫了信，說陶鑄的講話，公開反對劉少奇。
中央委托葉劍英同誌調查這件事。葉劍英找一些同誌談話，澄清事實後，結論為“沒有這個事”。
陶鑄的那句話是不能說成反對劉少奇的。但其中包含的意見，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陳伯達像桑丘一樣走在唐·吉訶德那種身材的康生旁邊，了解了這番“背景”，籲一口長氣。
他已經明白，今天來到釣魚台的陶鑄，是今後“黨內鬥爭”中的一頭有用的“牛”，一個大有用場的“炮筒子”。
陳伯達隨著康生散步“通氣”，繞山繞水終於繞到陶鑄下榻的9號樓。
他們拜訪了剛剛到京的陶鑄，並且不虛此行地嚐到了“炮筒子”的火藥味……
雖有芥蒂，陳伯達想到今後的鬥爭，想到陶鑄與毛澤東的淵源，與林彪的曆史關係，還是又作揖又握手，噓寒問暖地親熱幾句。
陶鑄自然也對將來的共事者們表現出應有的熱情、禮貌和謙讓。
康生偶爾要吸支煙。在他點煙時，不吸煙的陳伯達目光與不吸煙的陶鑄相遇了。
彼此不自在，但也沒避開。畢竟要“共同戰鬥”了。
陳伯達的圓臉上綻出兩朵笑：“這次來，有什麼消息嗎？”
陳伯達愛問這句話，與毛澤東愛問“有什麼新聞嗎”不同。毛澤東問的目的是了解社會，了解群眾，了解下情。陳伯達問的目的是了解上情，了解來頭和背景。
所以，毛澤東喜歡向實際工作者提問，陳伯達喜歡向有背景有來頭的人提問，特別是向那些能夠直接接觸毛澤東的人提問。
他認為陶鑄是有這個資格和條件的。
“這話是應該我問你喲。我是剛到中央來。”陶鑄笑著將雙手抬一抬，這是他講話時愛做的手勢：“情況都不了解。”
“哪裏，哪裏話。你是一方諸侯，我是小小老百姓哪。”陳伯達謙虛著，很具有中國文化人的某些特征。他的“小小老百姓”後來一度成為中國人民熟悉的東西，跟陳伯達的政治地位一道興起，一道敗落。
陳伯達一邊說著，一邊轉過頭去望康生。交談還得靠康生。
康生肩膀聳起來，這口氣沒有用來講話，卻將雙肩猛一沉落，從肺裏沉悶地嗬出一聲長音，隨即走向痰盂。
“啊——呸！”
如果讀者目睹康生吐痰，你會跟他一道吃力費勁，感覺勞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