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央書記處也並未有過來延安的女學生一律送女大的決定。同時，也因為過去除女大提交中組部或書記處調動的學生，或因老公他調而需隨去的女大學生外，中組部實際無權調動女大的學生。另一方麵，各方要人隻能向中組部要。因此，中組部有過這種情況，即除一部分應送其他學校外，確有一些女學生可送女大而未送女大，這絲毫不為別的，僅僅為了調動容易，因為其他各校調動學生都不必經過書記處通過。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不合理的辦法，但造成我們本來不願意而又不能不這樣做的原因，是以這種不合理的辦法對待另一不合理的辦法，勉強還可得到不完備的“合理”。我個人希望在黨內雙方消除這種不合理的辦法，使幹部的培養和分配得到合理。
女大是黨的學校，全部學生都應在中央總的意圖之下，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工作。但估計到女大等各個專門性的學校有某些特殊的意義，因此留了一半學生將來做婦運工作。我認為這已充分估計了婦女工作的特殊性。
（三）我向你聲明，婦女工作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是黨的工作者，我的責任和我的要求，也僅僅是“一視同仁”四個大字。
有空時希望麵談一次。
王明接到這封不軟不硬、不卑不亢、冠冕堂皇而又柔中帶刺的回信，哭笑不得。一個“毛頭後生”對他如此不恭，他覺得這口氣咽不下。為此，他親自到中央組織部找陳雲興師問罪來了。正巧王鶴壽正在陳雲處報告請示工作，而王明也不管不顧，一上來就氣勢洶洶地說：中央組織部不向“女大”介紹學員是不合理的。王明不久前剛從國外回國，他以黨的理論家和領袖自居，自以為誰都不能違背他的意見和決定。針對王明這種氣勢洶洶，陳雲不緊不慢地說：“這事我知道，為這事給你寫過信，說明從黨的事業發展考慮，我們各方麵都需要大批女幹部。你說軍事部門不需要嗎？他們的機要部門、醫務部門、政治工作部門，不是大量需要女幹部嗎？你能不知道黨的宣傳部門、組織部門、政府各行政部門都需要大批女幹部嗎？各省各地的黨委都是清一色的‘陽性’好嗎？‘女大’的學員畢業後，中央組織部的分配方案是按一定的比例交給中央婦委分配做婦女工作的，此外就根據黨政各方麵的需要分配，這是從黨的事業考慮的分配原則。現在‘女大’畢業生的分配，不能根據黨的事業的需要分配，因而中央組織部不能再介紹女青年到‘女大’學習。介紹到其他學校培訓學習，是完全從黨的事業發展考慮的。從形式上看，我們不再向‘女大’介紹學員，好像是‘不合理的’，但是這種從黨的事業角度出發，采取的不得已的‘不合理’，對待你老兄那個違反黨的利益、黨的原則的不合理，這樣才能求得一個比較的合理、相對的合理。”王明聽到陳雲這番不軟不硬的回答，所講理由、原則都沒辦法辯駁，因而開始氣焰漸收，最後隻得說：“那好吧，就按組織部的辦法，但是你們分配時一定要給中央婦委一個大的比例。”陳雲同誌直率地說：“好，你既已同意，就一言為定，過去對‘女大’學員的分配，就是照顧婦委的需要，有一定比例交她們分配工作的。不過最後我還想向老兄進一言：你在國外太久了，你回來後無論出什麼主意，最好先了解一下黨的組織原則和各方麵的情況，免得和各部門‘卡殼’。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他對一切重要的事，也都是多方麵聽取意見，才作出決定的。”王明聽到此處，臉色難看極了，又不好發作，隻好表示告辭。陳雲客客氣氣送王明出窯門後，回到窯洞內辦公桌前還在自言自語地說：“無論是誰，在黨內不按黨的原則辦事，搞霸道主義絕對不行！”隨後對王鶴壽說：“你回去見到富春同誌，向他講一下剛才的情形。在你們幹部科內，隻說向‘女大’繼續介紹學員就可以了。”
陳雲在延安任中央組織部長七年，這期間經曆了長時間的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這場運動中，陳雲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多為建設性的，且集中在黨的組織建設方麵。而對中國共產黨的黨風問題，陳雲終身關注，隻要發現任何問題，他都會毫不客氣地批評指正，尤其是當某種風氣較為大麵積、有普遍蔓延趨勢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