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以自慰的是，曆史的進程終究還走上它合理的一麵。70年代後期，中國人從內鬥中驚醒，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此，在未來的中國社會中將發揮巨大作用的鄧小平理論作為毛澤東思想在新時代新形勢之下的發展，確立了它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地位。
作為人民共和國第二代領導人的代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仿佛使小平同誌又感受到他所熟悉的三四十年代的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那種存亡絕續的壓力。這使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總結了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全力推出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1978年12月，就成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改革開放十多年，是鄧小平理論不斷發展完善和中國當代實踐日益緊密結合的十多年，也是中國社會穩定，經濟飛速發展，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十多年。此間中國大局穩定，大政得當，人民從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改革的思想深入人心，獲得了舉國上下的同心支持。1982年的十二大確立明確而又切實可能的經濟戰略目標。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號召全國人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既定政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3年十四大提出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鄧小平同誌開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奮勇前進，力爭奪取更大勝利。
十多年改革開放在理論與實踐方麵的突破歸結為一點，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高度穩定性和充滿活力性的統一體，這穩定性不是封建末世停滯狀態下的穩定，而是指大政方針的穩定不變。70年代末，我國製定了發展經濟的路線，通過實踐，取得了極好的收效，證明了它的正確性。為此，小平同誌提出，堅持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直到我國穩步踏上富強之路。這是很有必要的。從“文化大革命”到今天，大政方針從“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使人們認識到，發展經濟是國家興盛，人民生活提高的惟一出路。離開了經濟基礎，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都隻能是空中樓閣。因此，可以說，這條基本路線已經深入到群眾的內心深處，保持它的穩定已經成為人民的共同願望。
穩定性此外還指保持社會的穩定。曆史告訴我們，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具有高度穩定性的國家，從來人民都是安土重遷，安居樂業地從事經濟建設。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對於今天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都從反麵揭示了這個道理。由於不能夠保持社會的穩定，在這些國家中引起了矛盾激化、社會動蕩、經濟滑坡等全麵的倒退，這將使這些國家的人民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這也使我們認識到我國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高明之處。這次改革中經濟先行，使我國首先獲得生機活力，滿足人民的願望，在此基礎積極穩定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正可謂“一江春水好行舟”。
改革開放使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激發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從而使我國的經濟充滿了活力。這種高度的活力性正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伴而來，是舊體製所無法容納的。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極富生機活力與創造性的偉大民族，然而，在曆朝曆代這種創造性都被用於無盡的混亂與內鬥之中，無限的生機被窒息了，社會也停滯落後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東風，吹開舊體製、舊觀念的堅冰，使人們的積極性與創造力在中華大地上，以一瀉千裏之勢浩蕩奔湧。人們紛紛從政治鬥爭、無所事事、渾渾噩噩中脫身出來，投身到經濟建設的浪潮中去。於是形成了活力與幹勁的空前高漲。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充滿活力性是與改革開放緊密相連的。實踐證明，中國隻有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吸取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挫折，修正閉關自守的失誤，才可能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曆史也表明，任何一個走向盛世或處於盛世的朝代都是具有開放性與兼容並蓄的，而閉關自守隻能導致係統自身生命力的退化。
活力性使中國獲得了前進的動力，而穩定的政治路線與社會環境則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內氣候，對“十年動亂”與蘇東劇變的反思，使人們認識到，前進與穩定將是不可分割的，共同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核心。這將是多難的中國走向新生所必須遵守的根本原則，這也是曆經坎坷的中國人民麵對曆史的挑戰所采取的最富有智慧的應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