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左思潮及其泛濫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深思的教訓，其中的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把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同對外開放對立起來，與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為伍，把“自給自足”奉為獨立自主，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視為社會主義特有的“尊嚴”和“氣節”，把資本主義現代文明成果當成“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統統加以排斥，使我們喪失了本世紀60年代前後蓬勃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和世界經濟大發展的曆史機遇，進一步擴大了我國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在精神文化上造成了貧乏蒼白的局麵，以至於舊的封建沉渣泛起，社會心態呈現出畸形發展的狀態。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斷言：“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他痛感中國近代曆史的慘訓：“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兩百年的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在當今世界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條件下，國際經濟也以迅猛的速度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科技國際化的大趨勢亦越來越明顯。國際間的科技交流、經濟貿易往來、生產協作、勞務合作、文化交流等都達到空前的規模。如果一個國家不向世界敞開大門、閉目塞聽、閉關自守，其經濟發展必然要受到本國產業結構、自然資源、技術資金的限製而呈現出緩慢發展的狀態。隻有廣泛地開展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資金合作，才能在聯合發展的經濟大潮中充實、壯大自己，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國際經濟關係的存在與發展，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無論是近代世界曆史的發展曆程，還是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都證明：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已形成一種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麵對這洶湧澎湃的大潮而無動於衷。失去時機，會使得我們更落後，愧對我們的子孫後代！
我們無須也不可能采取全盤仿效西方，盲目追求洋化的西化方式，從而避免“鹿鳴館現象”的發生，但也不能因蒼蠅要飛進來而緊閉窗門。重要的是立足現實，立足於本國國情，“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在這個問題上，堅冰已被打破，航道已被開通，道路已被探明，一個對外開放的全方位的格局正逐步展現在世界人民麵前。
天安門備忘錄
在人類卷帙浩繁的曆史書卷中，記錄多少光輝燦爛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明。它們作為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是社會進步的客觀標誌，是世界各民族人民勤勞勇敢、智慧的結晶。
中華文化，無疑是世界文化園中的一枝“奇葩”。它卓爾不群，自成一體，在遠離埃及、希臘、羅馬等其他古代文明發源地的黃河流域孕育發展，為人類的文明進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漫長的曆史歲月裏，世界20多個文化形態大多灰飛煙滅，而華夏文化在東亞次大陸的封閉環境中，隨著政治上大一統局麵的出現，封建社會經濟高度發展，周邊少數民族的慕化歸順，愈加顯示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功能，滄桑的變幻，朝代的更迭，而禮樂教化依然延續不斷。漢代的思想家董仲舒稱之為“天不變，道亦不變”。近代的思想家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自秦漢以來，兩千年未曾有過大變”。
然而，禍福相倚。華夏文化先天獨立生成的特殊環境以及後天的久盛不衰，凝成了士大夫階層以自我為中心的單元文化觀和堅韌不拔的自大性格，並形成以“夏變夷”的思維定勢與心理定勢，以至於使閃著創造性光芒的過去，成了夜郎自大的口實和越背越重的包袱。在近代歐洲各國先後衝破中世紀的蒙昧黑暗，迅速走向工業文明的時候，中華民族便在自大、怠惰的文化氛圍中，一天一天地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