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賓館以中國特有的風采走向了世界，她不滿足國內的一席之地。她的一支技術精美高超的廚師隊伍，以其集眾家之長積幾十年之經驗的釣魚台菜係，在新加坡、日本、德國、香港等地，令人一飽眼福、口福。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國賓館將以其獨特的魅力令世人所注目。
人民大會堂隨著1979年3月人民大會堂外警戒鐵欄杆的拆除和鄧穎超那宣布解禁的激動聲音的傳出，人民大會堂向世人展示了她那聞名於世的建築風景，普通老百姓和世界各地的遊客也可以進出領略人民大會堂所蘊含的風雨滄桑。
各種形式的新聞發布會的舉行、私人綜合性產業集團的產生、宴會廳的開放、會議廳的出租、廚師培訓班的舉辦、綜合服務開發中心的成立等等，這一切都標誌著中國實行曆史性變革的信心的決心，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標誌著中國告別了政治至上的年代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牢固確立。如果把她視為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晴雨表的話，是非常恰當的。
人民大會堂自1979年7月16日正式開放以來到1992年底，共接待人次達4000萬之多，其中外賓及華僑、港澳台同胞共102萬人次，以前每年國家需撥款幾百萬元用於維修和其他開支，現在人民大會堂則向國家交幾百萬元，1992年，經濟收入突破了3000萬元大關。徹底結束了靠吃皇糧的曆史。
天安門城樓1984年，一位署名“華興”的人，寫信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表達了“夢想有一天能站在這‘祖國心髒的心髒’”的強烈願望，引起了中央有關領導的注意和重視。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曾提出過開放天安門城樓的問題，由於人們思想境界的局限和人們對天安門城樓那敏感的神經，這個建議也就不了了之。
改革開放像一股不可阻擋的曆史洪流，衝開了封閉的疆界，也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自1988年元月1日起，天安門城樓向世人洞開了遮掩多年的心扉。
在參觀天安門城樓的19萬多外國客人中，有國家元首和政府總理級客人22名，部長級貴賓184人。
一位參觀過天安門城樓的外國客人曾說：開放天安門城樓，是中國開放的標誌，這裏不再神秘，但依然美麗動人。不難理解，天安門這個中國重要政治活動的場所，中國現代史上政治風雲變幻的見證，今天已成為世界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又一重要窗口，成為中國和世界交流的橋梁。
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中國和日本都進行了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改革運動。在這場決定國家命運的改革、學西方以求近代化的重大運動中，由於兩國統治者對待改革開放和東西文化的不同觀念和心態，以致中國在這場“洋務運動”中沒能抓住曆史的機遇，這是19世紀末的那場甲午戰爭中輸給日本的一個重要原因。
1876年1月24日，日本明治時代的著名政治家，當時身為日本駐華公使的森有禮在保定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時，兩人就西學問題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森有禮絲毫不以“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為恥，反而“為這些變革感到驕傲”。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而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國家，隻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敝國上下俱好，隻學得現成器藝，沒有像西國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的一個人”。以主張向西方學習的洋務派官僚首領而著稱的李鴻章則斷然表示：我國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隻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
兩種對待先進文明的成果態度的截然不同，產生了兩樣曆史的結局。日本在明治維新運動中，能夠從總體上、物質技術上乃至製度、觀念、習俗等方麵上全方位地借鑒西方，“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進行變革，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而清朝統治者則極力從維護舊的封建體製和既得利益出發，妄自尊大，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華夷思想，拒絕全方位地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從而使近代中國陷於災難重重的淵源，受盡列強之欺淩，留下了一塊殘破不堪，百孔千瘡的爛攤子。這是天安門留給我們的曆史遺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