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將軍王震慷慨陳詞：“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在強大的壓力下，華國鋒表態：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當然，他這個“時機”是有條件的。他派人找鄧小平談話，提出要鄧小平出來之前寫個文件，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鄧小平嚴辭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鄧小平嚴肅地說：“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經過長達九個月的等待，鄧小平終於複出了。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一致通過恢複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華國鋒的曆史包袱並沒有完全卸下，他繼續推行“左”的路線。粉碎“四人幫”後，隨著揭批江青集團進一步深入，各方麵工作得以恢複和整頓，廣大群眾渴望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行全麵清理，撥亂反正。但是，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依然把毛澤東晚年左傾思想的核心，說成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口號，肯定“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等觀點，因而導致了這次大會未能從理論上和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
（鄧小平在閉幕詞上公開抵製“兩個凡是”
8月18日，鄧小平在十一大上致閉幕詞。他強調：“我們一定要恢複和發揚毛澤東為我們樹立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是實事求是？還是“兩個凡是”？中共高層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已在十一大上初顯端倪。
1976年底的一天，華國鋒聽完汪東興的彙報後叮囑他說，我們一定要把住一個防線，那就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不能違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汪東興明白了華國鋒的用意，點頭答應。
11月18日，汪東興主持召開了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這位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8341部隊政委，因捉拿“四人幫”有功，華國鋒分配他分管全國宣傳工作。
在會上，他態度堅決地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並且很不客氣地批評鄧小平：“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
講話中，他還主張繼續辦“四人幫”搞的樣板學校――朝陽農學院，要求繼續放映“樣板戲”。他的理由是：這都是毛主席講過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12天後，宣傳工作會議精神原樣出現在最高權力機關。11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在全國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講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毫不隱諱地認為：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樣做是分裂中央。他和華國鋒是一個調：“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兩個凡是”的基本構架已經形成。
在這個陰沉的年底，人們剛度過“十月勝利”之後的狂歡心情又被緊緊收縮了。
轉眼間，到了1977年1月。全國人民深切緬懷周總理的情懷，非但沒被時間衝淡，反而日益加深。
江東興請示華國鋒：“現在人民日報社提出周總理的周年祭日到了，他們收到了很多悼念周總理的文章，要準備發表，你看怎麼辦？”
華國鋒果斷地說：“悼念周總理要符合悼詞的口徑，那是毛主席圈閱過的，不能改。”汪東興領命而去。他指示人民日報社，不要發那麼多悼念周總理的文章，發四五篇就夠。還規定，不準老同誌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總理的文章，不準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準周恩來的紀念展覽對外開放，不準《人民日報》發社論。對周恩來的評價不能超過悼詞，因為悼詞經過毛澤東審查過。
人民日報社的同誌接到電話後氣憤地說：“‘四人幫’不讓悼念周總理，‘四人幫’打倒了，怎麼還不讓悼念周總理？不管他！發，發個夠……”
於是，《人民日報》連續地發表了悼念周總理的文章。1月8日這天，人民群眾也來到天安門廣場給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緬懷周總理。
1977年1月中旬，華國鋒要寫作班子把“兩個凡是”的思想寫進一個講話提綱裏。幾天後，講話草稿中已經出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製止，不能容忍。”
過了幾天，李鑫送來了華國鋒要看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社論按照汪東興的意見，集中強調了“兩個凡是”的觀點。汪東興看後很滿意，報經華國鋒批準，批示2月7日在《人民日報》上登出。該文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至此，“兩個凡是”正式出台。
就在同一天，首都的其他報刊《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也用同樣的規格發表了《學好文件抓好綱》的社論。
“兩個凡是”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引起了廣大幹部群眾的焦慮和不安，紛紛起來批評和抵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