諳熟政治風雲變幻，果敢雄才的鄧小平看出“兩個凡是”是打毛澤東牌子，從而達到推行“左”的一套的目的。他從理解毛澤東思想切入，從理論上反對“兩個凡是”。
當年4月，鄧小平在未恢複職務的情況下給中央寫信，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5月24日，老將軍王震來看望鄧小平，鄧小平對“兩個凡是”又是一通批評。他說：“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
從王震的眼神裏已明顯表露出完全讚許。鄧小平接著說：“毛澤東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準確嘛。毛澤東說，他自己也犯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這樣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鄧小平的這段話華國鋒也聽到詳詳細細的彙報。派去同鄧小平談話的人正是汪東興和李鑫。
華國鋒認真地聽著，坐在沙發上好半天沒有動。他無法反駁，隻好默默承受。他也覺得，“兩個凡是”的防線快要崩潰了。用“兩個凡是”的觀點來解釋不批鄧就首先解釋不通，而為鄧小平平反卻是自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的，自己首先就沒有遵守“兩個凡是”的要求。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鄧小平提出的必須從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係去獲得正確的思想，越來越得到思想理論界的支持。
1977年7月，鄧小平的複出並提出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對“兩個凡是”的重大突破。
在十屆三中全會閉幕講話中，鄧小平再一次強調要對毛澤東思想的體係有一個完整的正確認識。
與此同時，中國的理論界也不再沉默了，他們站出來提醒人們：什麼是真理？是實事求是，還是“兩個凡是”？
胡耀邦主持真理標準大討論
率先提出真理標準問題的是《人民日報》。1978年3月26日，該報在第三版發表了首都理論工作者張德成的一篇思想評論，題目是《標準隻有一個》，署名：張成。
這篇思想評論很短，通篇隻有1000多字，文章發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文章說：“真理的標準，隻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除了社會實踐，不可能再有其他檢驗真理的標準。”文章又指出：“馬克思主義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類的社會實踐來檢驗證明的。認識、理論本身是不能自己證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終隻有通過社會實踐的檢驗，才能加以確定。”
文章引起很大反響，發表後的1個月內，就陸續有20多封讀者來信、來稿寄到報社編輯部，發表各自不同的看法。顯而易見，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已觸及人們的心靈，一場大規模的思想大解放的論戰正在醞釀。
在這場大討論中，最直接向“凡是派”衝擊的就是胡耀邦領導的理論研究隊伍。
鄧小平再次複出，重新執掌大權前後，有兩個著名人物也先後得到重用，這就是胡耀邦和胡喬木。胡耀邦接替郭玉鋒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喬木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二胡”與鄧小平關係都非同一般，“文化大革命”中都曾被劃為鄧小平路線的追隨者。尤其是胡耀邦，從當年的“紅小鬼”、團中央的領導人，革命幾十年，早已與鄧小平結下革命友誼。所以，“文革”中江青的手下曾貼出大字報，稱：“鄧小平、胡耀邦除了工作上打得火熱外，在私生活上也有非常密切的聯係。”
胡耀邦複出後，在輿論上起到了衝鋒陷陣的作用。
1975年8月，胡耀邦受命主管中國科學院時，就十分重視理論研究了。1977年複出初，已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工作，其時，他在黨校辦了一個刊物，叫《理論動態》，專門登一批評判極左思潮的理論文章。他當中央組織部長後，更是舉賢用能，當時《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就是其中之一。
楊西光是中國理論界的一支筆，對理論問題頗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主管教育、宣傳等工作，排位僅次於張春橋。但在“文革”中，他的命運無法與張春橋同日而語，差一點沒被整死。
1978年以後，楊西光複出，擔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當時，恰好《光明日報》總編輯一職空缺，胡耀邦考慮再三，調楊西光赴京任職。
楊西光到任不久，《光明日報》就發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引發了繼五四運動、延安整風之後的中國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1978年4月的一天，楊西光照例伏在辦公桌上看大樣，《光明日報》的第77期《哲學》專刊大樣由理論部送到他的手中，上麵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文章特別醒目，按工作程序，必須由他審定簽字後才能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