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呼喚人權的回歸，將人的思想從長期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但直到現在，我們平等、自由嗎？我們在幾千年封建製度的桎梏下，已習慣了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已習慣了做一個小人物的命運，隻是在一種經過粉飾的奴役生活中歡呼，卻忘懷了我們自身的權力和尊嚴。
所以我討厭老百姓這個詞。現在很多電視劇，流行歌曲，都標榜是為老百姓而創作，有首流行歌曲裏唱著：今日咱老百姓啊，真呀真高興呀。其實老百姓是我國特有的包含了封建等級製度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無權利救濟的這些含義。從另一層麵解釋，也就是普通的，平凡的，是社會的基層。所以我常會反問：“憑什麼說我是老百姓，你就不是老百姓呢？”我們的有些幹部常說為老百姓服務，給我的感覺好像是一種施舍和恩惠，其實這正是他們的工作職責，納稅人養活他們正是為了讓他們服務於大眾，如果他們沒有服務於大眾，他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西方並沒有老百姓一詞，他們隻說公民，隻說納稅人。正是我們養活了政府，養活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員。如果大多數人是老百姓，也就是說有少數人高高在上，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高貴的，因此我們應該有我們的權利，有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利。
除了道德、法律和責任，我不願被任何東西所束縛；除了倫理和工作上必須的等級差別，心靈上我不接受任何不平等。
去年廣東出現了“非典型性肺炎”的流行病，本來患者不算多，世界各國也都有過類似的流行病，但一時謠言四起，人們紛紛搶購“板藍根”和“白醋”，一瓶不到3元的白醋被炒到了200元一瓶，甚至還出現了搶購鹽和米的風潮，而後這股搶購之風還迅速蔓延到全國。人們為什麼不相信主流媒體，而寧願相信流言呢？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主流媒體總是封鎖一些容易引起人們恐慌的消息，當人們從其它渠道得知了這些消息後，久而久之就對主流媒體失去了信任。這實質是我們的媒體導向有問題，就是不相信人，不尊重人。如果我們尊重人，相信人的理性，我們的媒體就會對每一件與大眾切身相關的事的知情權有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樣才能樹立媒體的公信力和權威。其實我們有些人長期以來就不懂得尊重人，總是認為大眾都是盲從和愚昧的，所以要封鎖人們的思想，而將希望寄托在少數英明的領導人身上，認為大眾隻有思想一致跟隨他們，才能走向幸福的生活。而當我們不相信大眾，封鎖大眾的思想時，人們就更容易相信流言，更容易發生恐慌，於是我們的有些人就更堅定地相信大眾是愚昧和盲從的，從而對他們的說法更加有信心，也就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但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又怎麼可能隻靠少數人的英明就能走向富強呢？我們隻有尊重人，讓每一個人都發揮出自身的力量，這樣的國家才可能永立不敗之地。
尊重人，這不僅是社會問題，其實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每個人在內心深處，有這樣一種神聖的理念嗎？尊重生命、尊重人首先要從尊重自己開始，你不尊重自己，即使全社會都尊重你又有什麼用？
紹興人說，魯迅先生筆下的那個沒有名字的人物阿Q，從拉丁字母看，是一個沒有眼睛的人形麵具，加上一條清朝的長辮，也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作為國人心態的典型人物阿Q，魯迅先生不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嗎？
我們無法更換我們的眼睛，但我們可以換一種目光。一個在心靈上處於奴化狀態的民族是不可能僅僅靠改變主人或改變製度就能獲得自由的，重要的是要改變每個人的心態，改變那種被奴化的心態。
每當看到社會上那麼多的“乞討者”，還有那些低三下四的人和我接觸到的形形色色的國人，我總在想我們尊重自己嗎？我們覺得自己是神聖的嗎？如果每一個人都懂得尊重自己，都認為自己是神聖的，這樣的國家又怎麼可能愚昧落後呢？懂得尊重自己，懂得自己是神聖的，正是提高國民素質的第一步啊！
人是應該被尊重的。人就應該是人，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應該是任何別人和別的東西的奴隸，不是某個英雄，某些別人，某種理想，某種主義，也不是金錢的奴隸。我們說自由是人的神聖權力，所謂自由不就是不被任何人任何東西所奴役嗎？人如果喪失了自由，也就喪失了自身的神聖性。同時人還應該是平等的，沒有了平等，也就沒有了人的尊嚴，也就談不上人的自由。所以平等和自由是一個整體，是不可分割的，缺了一部分，就談不上另一部分。
西方一批啟蒙思想家早在二百多年前，就有了主權在民、法律至上的思想。如果一個人擁有無上權力，又不用遵守契約，這樣的社會必定走向專製。我們在思想、製度上落後了西方幾百年，這正是我們國家還在落後的原因。
我們生來絕不是要居人之下，被人奴役，成為別人的一個盲目的歡呼者和追隨者，成為別人的工具的。我們要懂得尊重自己的價值，要做自己的主人。無數思想家、勇士不斷地向社會提出挑戰，有些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正是他們的努力我們的社會才能不斷向前發展、進步，我們為什麼不珍惜他們的努力，不以自身的實踐來證明他們奮鬥的價值呢？
其實具有說“是”的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講也蘊含著說“不”的能力。對上帝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就是對撒旦做出“否定”的回答。對人的“肯定”也就是對所有想奴役、剝削和愚弄人的那些人的“否定”。
要點：
人是應該被尊重的。人就應該是人。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應該是任何別人和別的東西的奴隸，不是某個英雄，某些別人，某種理想。某種主義。也不是金錢的奴隸。
三、人的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
安東尼·羅賓說：一個人目前的處境，正是個人信念的真實寫照。
你認為自己是怎樣的人，你就會成為怎樣的人，過怎樣的生活。也就是說你在人生中對自己的定位，也就定位了你的生活狀況。你認為自己隻能靠乞討生活，你就注定會成為一個乞丐；而你認為自己有能力，能成就偉業，你就會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人。
其實，人的整個生命過程一直都在複製我們心中的理想圖景，一直都在複製我們心中為自己描繪的畫像。沒有哪一個人會超越他的自我評價。如果一個天才相信他會變成一個侏儒，並且他一直這麼想，那麼他就真的成為一個侏儒。一個人目前的整體能力是不是很強，這一點倒不大重要，因為他的自我評估將決定他的努力結果，將決定他是否能取得成功。
記得有次一位學員的演講：“我們家原本就很窮，父親突然去世後，撫養我們兄妹五人的重擔全落在了體弱多病的母親身上。那幾天母親都悒悒不樂，每天都用憂鬱的眼光看著我們兄妹，時常偷偷的落淚。我們都還太小，不能體諒母親的難處，隻是整天嚷著肚子餓。但母親以病弱的身體又如何能掙錢養活我們呢？那天，當我餓得實在受不了，對母親說我餓時，母親卻打了我一耳光，隨即又緊抱住我的頭痛哭。那時我太小，不明事理，不了解母親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但晚上母親就自殺了……
“她是因為貧窮！是因為覺得養不活我們眾多子女，不能幫助到我們才絕望的呀！”
隨後他跪在了講台上，高舉著雙手，哭喊著：“貧窮不是罪過！我要成功！我要不辜負我的母親！”
這段情景直到今天還像一柄大錘一樣沉重地擊打在我的神經上，以至我都不敢去回想。
當然，我並沒有他那樣的遭遇。在那貧窮的年代，其實大家都很貧窮，我節儉的母親總是能省就省。我清楚地記得，我上學時總是穿著有補丁的衣服，看著同學背著商店裏買的黃書包，我總是將母親給我做的老土的藍布書包不好意思地掩藏起來。我多想母親給我也買一個黃書包啊，但我不好意思出口，不想給家裏添負擔。
那時我們住的大院裏有一位著名的將軍，惟有他家有一台9寸黑白電視，我們一群小孩想看電視時，總在他家門前轉悠，於是好心的老紅軍爺爺就熱情地叫我們進去。大院裏還有一位華僑的公子，每天都有一些漂亮的女孩圍在他身邊，聽人說他擦屁股都是用10元的人民幣，我們羨慕死他了。我總在想，為什麼別人家有電視，我們家沒有呢？為什麼別人能用10元的人民幣擦屁股，而我連買一個書包的幾塊錢都沒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田裏就留下了人是不平等的印象。
來深圳後，這種印象更強烈了。記得初來深圳時，由於連續幾天都沒有找到工作，心情煩悶，於是和一位朋友決定去歌舞廳坐坐。那時我在內地月收入不足40元，內地歌舞廳門票一般是1塊錢，我們想充其量也就是10元一張。當我們隨著人流進入電梯，上到上海賓館頂層的歌舞廳時，發現門票居然要30元一張，而我們兩人總共才帶了50元，於是慌忙對迎賓小姐說：“我們沒帶夠錢，回去拿了再來。”小姐說：“沒關係。你們先進去一位，有一位回去拿錢就行了。”我們連忙說：“不用了，我們一起回去拿。”當我們回頭走到電梯門前時，卻傻了眼——我倆都不懂坐電梯。這時小姐發現了我倆的尷尬，微笑著走過來，幫我倆按開了電梯門。當時我真恨不得有個地洞一頭鑽進去。
我想起美國有部電影叫《逃出生天》，當我倆狼狽地逃出上海賓館時，我真有一種逃出生天的感覺。貧窮的我倆隻好找了一片草地坐下來，我們感慨著自己的卑微，感慨著人與人的不平等，最後我倆擊掌明誓：一定要在深圳混出個名堂（我那位同伴現在已是深圳某集團公司的總經理）。
一個人無論現在的處境如何惡劣都不可恥，可恥的是你接受了這種處境。我們現在貧窮、低微，這並不可恥，可恥的是我們接受了這種卑微，而不力求改變。
人的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我們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選擇生活道路、生活方式，起碼可以通過我們的努力加以改善。
我們不能因為出身的劣勢，而放棄對美好未來的憧憬。
要點：
人的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
四、尊重人的價值是強國之路
最近去新加坡旅遊，晚上轉到一家大商場裏的店鋪，當店主聽出我不是台灣人而是大陸人時，就以關門為借口要我出去。當時我本也不想買東西隻是隨意轉轉，於是懶得與他理論就出去了。豈知不止我這樣的普通人受辱連我們的羽毛球世界冠軍也有這樣的遭遇。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消息：
前去新加坡參加尤尼斯——日升新加坡羽球公開賽的6名中國女球員，晚上在濱海廣場購物中心購物時，與一家商店的店主發生爭執。這6名球員是張寧、周蜜、龔睿娜、謝杏芳、戴韞與胡婷。龔睿娜是去年世界錦標賽的女單冠軍，張寧則是本屆新加坡公開賽的衛冕冠軍。‘據張寧說，該晚大約8時，她們在酒店附近用完晚餐後就到鄰近的濱海廣場購物中心閑逛，她們走進三樓一家賣女性裝飾品的商店，店主黃泰理以他要用晚餐為理由把她們趕出店。她說：“我們隻在店裏呆了兩分鍾就離開，誰知道步出店門不到10米，那名職員就罵我們是臭婆娘、‘中國雞’等不雅字眼。當時我抱著息事寧人的心理，勸隊員離開不跟他吵，誰知道下了樓他還追上來罵。”龔睿娜則聲稱，黃泰理罵她們的話非常下流、非常難聽。她說：“他還罵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話，甚至連我們的媽也罵上了，我都不好意思說。他還說要報警，同時叫我們不要再讓他看到。”
事後新加坡羽球公開賽籌委會主席楊祥和為此公開道歉，但因道歉信中有“代表新加坡民眾道歉”字樣，致使不少新加坡人致信《聯合早報》譴責楊無權代表新加坡民眾道歉，因為罵人事件僅涉及店主黃一人。
身為大陸普通人的我們有許多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的公民可以隨意周遊世界，但我們呢？以前是自己國家不讓出去，現在可以自由辦護照了，但別的國家卻像對待群氓一樣輕易不給簽證，即使拿到了簽證，出去也被人當作三等公民。難道我們低人一等嗎？其實不僅別人瞧不起我們，大陸人自己也常常看不起自己。
記得以前看王朔的小說，有這樣一段描寫：
“一串豪華的大旅行車魚貫停在一座金碧輝煌的大飯店門口，湧下成百掛著相機、滿麵笑容的外國遊客，衣冠楚楚的侍者畢恭畢敬為他們示路。一個交通警嗬斥一個亂闖亂瞧的中國小夥子。小夥子滿不在乎地說：
‘厲害什麼，厲害什麼，不就是一幫香港人嗎！’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邊走邊笑了。”
我們總是習慣於將人分為幾等，而將自己國人卻總是放在最後的那幾等裏。
我們為什麼被人瞧不起，為什麼會有不公平待遇，原因不就是因為我們貧窮，我們落後嗎？
中國的確是一個很落後的國家，像鄧小平說的：又大又窮。我們的人均GDP隻有日本的2．4％，排位世界一百多名。就實際人均收入而言，目前正處在美國1897年左右的水平；按農業勞動所占的份額，中國處於美國1880年的水準；以城鎮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國則處在美國1890年的水平。但我國又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有很長一段時間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可為什麼在短短的幾百年裏就落伍了呢？
落後總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呢？曆史學家會尋找曆史的原因，社會學家會尋找社會的原因，其實我認為原因很簡單，中國落後最重要、最深層的原因就是沒有尊重人，沒有重視“人”的權力。
比如在企業中，如果一個人得不到尊重，不被重視，不給他施展才能的機會和場所，人天性中的上進心和創造性必然會遭到扼殺，他又怎麼可能在企業中積極進取，充分發揮潛力呢？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國家不是某些精英的國家，而是全體人民的國家。要使國家繁榮富強，就要形成這樣一種機製，它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每一個人的積極性，發揮每一個人的能量，而要做到這一點，惟有形成一種尊重“人”的文化和體製，讓人人都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充分保障人的權利，真正地實行民主政製，允許人民自由地思想，百花齊放，這樣才能釋放出人民的才智，充分發揮人民的潛力，進而發揮出國家的潛力。所以尊重人，實行民主與自由的政製，不僅是人權的要求，也是一個國家能否繁榮昌盛的最深厚動力。
但我們呢？我們的社會從來就沒有真正尊重過人。中國的特色就是強權都打著為民的招牌謀自己的利益，沒有誰是真正為了老百姓，自我標榜隻不過是為了爭取更多的支持而已。所以中國幾千年來，換了這麼多王朝，不過都是“逐鹿中原”，那隻“鹿”就是老百姓，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二十四史》也不過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除了神話中的堯禪讓給舜，有哪個不是抱著“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什麼時候有過華盛頓呢？所謂中國人強調集體利益在本質上其實是強調小集體的利益，當強權者個人及其小集團利益與廣大民眾利益衝突時，前者就變得至高無上。
在西方最為人推崇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研究資本主義為什麼在西方興起時，甚至認為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不是封建製而是家產製。在韋伯看來，西方中世紀的封建製度是一種建立在契約上的製度。領主與封臣的權利與義務是有契約來規定的。這些契約規定了不同身份的人權利是什麼，義務是什麼。這樣權力不是專斷的，而是有規則的，可以預期的。這樣在契約範圍內人就不受專斷權力的幹預，從而有了競爭與發展的空間，也就保持了人的主動性和向上的精神。在這種條件下才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跟中國對比，他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製度不屬於封建製度，是家產製度。家產製最大的特征就是統治者的權力比較隨意，權限範圍沒有明確限製，這種統治不是按固定的契約和法則來進行，統治者可以隨意征集和支配資產，由於這樣一種統治的隨意性，使得任何一種投資都得不到可預期的經濟回報，因此，在中國，最有利可圖的投資就是當官。人都是有理性的，你有了錢，在歐洲可能會去辦一個工廠，而在中國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做官。在中國最劃得來的投資就是供小孩讀書做官或買官。這也就使得在中國社會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受到抑製。
中國從來就是官本位思想，官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老百姓隻是別人“逐鹿”的對象或工具。為了使這種工具更馴服，我們的各種思想、道德、倫理和教育都隻是為統治者服務。皇帝被叫做天子，是代表天的意誌的，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其他的人都是奴才，都是統治者的工具。奴才要忠於主人，也就是要忠君，所以影響中國人才取向的風向標——科舉考試，考的是八股文，是專為愚弄、統治老百姓服務的，是製造高級奴才的工具。即使到了現代，在“文革”中，我們宣揚的也是一種變味了的為全人類的理想奮鬥，為人民服務，其實質是少數人以全人類的利益為借口來抹殺人的價值和尊嚴。記得小時候學的《草原英雄小姐妹》裏麵的龍梅、玉榮，為了保衛國家財產不惜犧牲生命。是國家財產重要還是生命更重要？這樣的宣傳是不是有些主次顛倒？正是我們的政治宣傳導致了在20世紀我們還高呼“萬歲”，對一個人頂禮膜拜；全體人民傾情投入一項泯滅人性的政治運動。
我們接受的是一種愚民式的教育和宣傳，隻是被馴育、訓練成了工具。人沒有被尊重，人的心態被奴化，這樣又怎麼能夠激發出人的潛能呢？這正是中國之所以落後的最深層原因。
西方也曾有黑暗的中世紀。在那個時代，基督教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宣揚蒙昧主義，實行愚民政策，隻允許人民“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強調人都犯有“原罪”，現實世界是與“天國”對立的罪惡世界，任何反抗教會，違背教義，甚至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追求都將被加上瀆神的罪名，受到臭名昭著的異端裁判所的審判和迫害。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火燒死的布魯諾和被判終身監禁的伽利略。其結果，由於自由思想遭到扼殺，人的地位空前低下，造成中世紀歐洲文化藝術毫無生氣，精神生活枯燥無味，科學技術極為落後，整個社會處於黑暗和愚昧之中。
到14、15世紀，開始興起了宗教改革和文藝複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將原來僵死的神學思想打破，極大地弱化了教會的權力和控製，弱化了來世思想，使神學變得更為世俗化，使人更為重視現世生活以及在現世生活中的責任。而文藝複興運動，複興的是古典的希臘和羅馬文化，是以人為中心，重視現世生活的世俗文化。它認為人是一切事物的權衡，提出現世的無拘無束的幸福生活是最高的境界，它重視科學和哲學的探討以及對美好事物的創造和享受，它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麵的均衡發展，它的基本精神是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
正是由於宗教改革的浪潮和文藝複興運動的興起，從思想領域發生革命後，人的思想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人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尊嚴與無限發展的潛力。人要享受屬於人的那份光榮、樂趣和快感，人性要全麵發展。以前，是神通過教會主宰了一切，那人還有什麼可以作為的呢？伴隨著這層桎梏的打破，人的主觀能動性開始得到發揮，人的潛力也得以挖掘，於是有了第一次產業革命，有了科學技術的大發展。
西方是先有了思想革命，而後才有了第一次產業革命；先解放思想，以人為本位，而後才有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
其實從我們自身的經驗來看，改革開放，我們也是首先解放了思想，提高了人的地位，結果就迎來了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這不正說明中國落後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學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落後嗎？正是這種落後，束縛了人的思想，壓製了人的活力。因此，要進步、要發展，首先就要解放思想，讓人文精神發揚光大，以人為本位，解除束縛人的活力的各種桎梏。
要點：
中國落後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學的落後，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落後。尊重人的價值才是恒久的強國之路。
五、文化決定命運
我做不了偉大的事，隻能用偉大的愛做小事。
——德蘭修女
在哈裏森和享廷頓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他們認為：文化發揮著重要作用，決定著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物質文明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程度。也許很多人不同意這種觀點，但我相信它。其實文化不僅決定了物質文明，而且一個國家的政體，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和素養，歸根結底也是取決於文化影響，取決於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而我們的文化中是有著缺陷的。
前不久在鳳凰衛視裏看了對劉少奇女兒的訪談，其間重播了文革中的一些鏡頭。看著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批倒批臭，整得不成人樣。我就在想，都是一起革命幾十年的老戰友，難道就沒有一點憐憫之心嗎？還有我們幾億的人民，難道就沒有對人的同情心嗎？一一個國家主席的命運都能這樣悲慘，那我們普通人的命運又有誰會真正關心呢？這正是我們文化中的缺陷。
我們的文化中有太多的鬥爭哲學，太多的權謀思想，我們的曆史學非常豐富發達，但整個曆史學的側重點可以說就是鬥爭和權謀，《資治通鑒》、《二十四史》就是為提高鬥爭手段和權謀技巧提供的曆史借鑒。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曆史告訴我們的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我們什麼時候有過甘地，有過馬丁·路德金，有過曼德拉呢？
以前我總是相信取得政權的唯一途徑就是武力，但看了《甘地傳》後，我對人類開始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
甘地是人類史上創先河的人物，首次用非暴力的方式改變了政權，使民族從殖民統治下獲得了獨立。
甘地從小就尊重生命，奉行不殺生的原則。雖然他渴望平等、自由，為民族獨立不遺餘力，但他堅決反對暴力方式。他認為用暴力方式改變政權，終究會形成以一種專製主義代替另一種專製主義的局麵。這是多麼有預見啊！當用一種暴力去推翻另一種暴力時，暴力也就必然成為新的統治工具，也就必然走向新的專製。他這樣說：“曆史告訴我們，那些無疑懷有真誠動機的人們，運用殘酷暴力的方式驅除了在位的貪婪者之後，他們自己也會染上被驅除者的毛病。假如印度采取暴力手段，那麼，我對印度自由的興趣會中止，因為這樣一來，其結果將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甘地向往著民族獨立和自由，但他更向往著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說：“非暴力方式是我信仰中的第一要素，也是我信仰中的最終目標。”為了達到民族獨立，甘地號召整個印度采取積極的不合作主義，以對抗殖民統治。但是，人民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反抗方式來響應他，而是采取了流血和暴力的方式。於是甘地發出通告，要求人們推遲實行不合作運動，原因是它正淪為暴民的統治。
在堅持原則，輕視急功近利，不盲目趨附民眾方麵，曆史上幾乎無人比甘地表現出了更大的勇氣。舉國上下對他的決定都感到驚詫，人們認為自治運動就要接近成功了，他們不同意甘地所謂手段和目的同樣重要的觀點。聖雄的聲望一落千丈。
就在這時，殖民政府決定逮捕他。他沒有進行任何抵抗，拒絕聘請律師，在回答檢察官的控告時，他說：“……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一個已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該知道我每項行為的後果。我早就知道我是在玩火，我是在冒險，而且，我一旦獲得自由，我還是要一如既往地這樣做……”甘地為了爭取民族的獨立而一往無前。但他更渴望的是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他認為手段和目的同樣重要，如果手段不正確，即使能達到目的，他也寧願放棄。因為用不正確的手段達到的目的，最終目的也會變樣。
人類是多可悲啊，我們的文明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高度，但我們卻不能避免彼此互相殘殺。虎毒尚不食子，人都是同類為什麼要自相殘殺呢？我們為什麼需要戰爭？死的人距離我們很遙遠時，我們會麻木不仁，但你想過沒有如果死的是你的親人，你的朋友，你會怎麼看待戰爭呢？
人類有著漫長的文明史，但在彼此停止互相殘殺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上都無法達成共識，又怎麼能說人類是文明的呢？
幸好有了甘地，是他給人類的文明帶來了光芒，使我們懂得用文明的方式來解決爭端。據報載南非準備建一座比自由女神像還高的曼德拉的雕像，我認為曼德拉得到這樣的榮譽是適得其所。一個人花了畢生的精力為其民族爭取平等和自由的權力，更可貴的是一直采用非暴力的方式，甚至為此在獄中度過了人生中29年的光陰，曼德拉不正是這種光芒照耀下走過來的文明人嗎？希望我們以後會有更多的人走這種光芒之路，這樣人類的文明才有了希望。
隻有野蠻的社會才需要暴力，因為野蠻的社會道理是講不通的，人們考慮的是自身和自己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文明的社會是不需要暴力的，因為人們懂得用文明去戰勝野蠻，能將人類的利益置於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團的利益之上。
要尊重人，要有民主、自由思想，首先我們的文化中就要以人為本（這裏的以人為本隻是強調要尊重人的價值），要尊重生命，要有對生命的敬畏，而要做到這些，首先就要在文化中滲透博愛的思想，以人道主義為文化的主流。
在美國聯邦大樓大爆炸案中，殘忍的凶犯炸死炸傷了數百人，其中還有不少兒童，美國聯邦法院首次打破慣例判了人死刑，結果引發了全美國的爭論。這樣的凶手在中國可以說死有餘辜，槍斃100次都不夠，但在美國卻有很多反對聲音，甚至很多遇難者的親屬也反對死刑。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年輕、漂亮，朝陽般的女兒，也在受難者之列。但他卻對記者說：“開始，我也恨不得絞死凶手，但冷靜下來後，我的想法卻不同了。判凶手終身監禁，他就不能危害社會了，為什麼要殺死他呢？生命是上帝創造的，隻有上帝才有權力主宰生命，我們怎麼能夠去剝奪人的生命呢？我們更不能用犧牲人的神聖生命來殺雞儆猴。”
他的話使我震動很大。西方人對生命對人的尊重已成了他們整個文化的精髓。
那麼我們尊重人嗎？我們尊重生命嗎？
除了墨子的不太現實的兼愛思想，從古至今，我們的主流文化中什麼時候產生過雨果、托爾斯泰這樣頌揚博愛和人道主義的文化大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