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代的李白，以儒家的積極入世，“兼濟天下”的思想激情為主。這種思想動力，使李白在一開始並沒有把自己的一生全部交給詩歌創作。蘇廷是最早發現李白的人。他認為李白文采可觀，但風骨未成。隻要繼續努力將來必成大器，可以與司馬相如齊名了。李白則認為：司馬相如隻不過寫得一手好文章，漢武帝也不過是以俳優蓄之。竊以為大丈夫當誌在經國濟世，進不能為管，退亦當為魯連。詩文乃餘事爾。由此可見，當初李白的理想在政治上。李白強烈的政治理想與他的狂逸性格格格不入。他狂逸的性格讓他在選擇躋身仕途的道路中走錯了一步。唐代的科舉製度相對來講比較合理，打破了世族地主政治的官僚選拔製度，為庶族地主大開方便之門，是中國政治製度史的一大進步，很多人借此飛黃騰達。李白不屑於走這條路，或許是自認為千裏馬不能與駑馬相齊驅，或許是自負的他看不起科舉場上的你爭我奪。但最主要的是他和儒生的立足點不同，他想做王者之師，與統治者平起平坐，結為知己。一般人是不會有這種想法的，也是不敢有這種想法的，可李白不是一般人，性格狂放，所以才敢這麼想。他不願意走一個儒生順理成章應該走的道路。他不願做科舉的奴隸，受科舉的約束。
然而，天才自傲，狂逸不羈的李白幻想能夠像呂尚一樣，等待明主的詔示，製造一個一鳴驚人的戲劇效果。他有一個夢，夢中自己化作一隻大鵬，展開遮天蔽日的翅膀，向著無邊無際的太空翱翔。他在一首詩中表達了他想通過隱逸達到政治目的的心情。可是依李白的性格，他成不了一個成功的垂釣者，狂逸的性格很難兼備耐心持久，這種性格需要的是新奇與多變。李白沒有呂尚的耐心沉穩，更沒有呂尚的老謀深算，他豪放於自由世界，所以他的性格是做不了呂尚的。
李白一直在尋找著憑借自己的卓越才華直接進入朝廷的機會。他走上長安自薦。經道士吳筠與玉真公主的推薦，唐玄宗下詔征李白入京，李白得訊，欣喜異常，他以為從此可以施展政治抱負：“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多麼自信，多麼豪爽的癲狂！
唐玄宗在金殿召見了李白，並步行迎接李白，讓李白坐在七寶床上，親手為李白調羹。對於統治者來說這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禮遇，為自己增添禮賢下士的美名。翰林學士的官職既無官品又無實權，僅僅是隨時侍命聽候皇帝召喚去草擬詔告或寫詩論文，用現今的話來說就是個禦用文人，隻能做一些詔告或歌功頌德的官樣文字而已。展翅的大鵬關進了鳥籠，整天在院中畫地為牢，這跟李白放蕩不羈的性格是不相符的，他耐著性子忍受著。這段政治生涯中，雖然為朝廷草寫詔書文告，還不時地解答唐玄宗的國政詢問，更多的卻是陪帝王嬪妃宴飲歡娛。他看不起司馬相如是個俳優之臣，而自己也做了俳優之臣。個性上的壓抑，讓他借酒澆愁，在酒後盡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任性而行。他大聲歌吟：“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得酒中趣，不作富貴求。”
李白豪放不羈的個性決定他不可能在朝中呆太久。他的才華讓人敬佩的同時，也讓人妒忌，李白偏偏不會韜光養晦。他個性張揚，難免會得罪一些小人，胸懷再寬廣的統治者，也難以接受他的不羈狂放的突出自我，不像中庸之道以群體為榮；狂放的性格遇強則強，遇剛則剛，不像中庸之道不溫不火；狂放的性格剛甚則易折，中庸之道柔韌克百強。做了翰林的李白雖然努力壓抑自己的狂放不羈，但強力的壓迫會使個性的壓力蘊積成勢，隻要有一個宣泄口便會噴薄而發。李白已經狂放到讓人難以容忍的地步了，他流連於酒肆，高呼“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次唐玄宗詔宣李白撰述召令，癲狂大醉的李白讓玄宗寵愛的高力士為自己脫靴，讓貴妃調羹，天子磨墨。他狂得大膽而無畏，他的這種性格為朝廷所不容，權臣小人們在玄宗和貴妃麵前大進讒言，唐玄宗也漸漸疏遠了李白。不被重用的李白更加狂放起來，政治的失意源於他狂逸的性格，同時又推進了他放蕩不羈的性格，他對朝政與現實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他從長安帶走了酒仙的雅號和謫仙人的美稱，也帶走了更加狂逸的性格。同情李白的人都認為他的遭遇是封建統治者造成的，其實李白的遭遇和痛苦的根源在於他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