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主政之後，自然要廢除新法，元佑元年（1086年）三月，司馬光主持政事堂會議，要求五品以上的朝臣全參加，中心議題是全盤廢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蘇軾在被貶的過程中，親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後的一些好處，覺得不應該全盤廢掉新法，因此，他反對司馬光的主張。
敢為天下先的蘇東坡在此次會上，又獨排眾議，他認為：“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誤在於用人不當，而不是法本身的錯誤。如今司馬光要全盤廢除新法，實屬大錯！”此言一出，不僅司馬光大驚，整個政事堂的氣氛都為之凝固了。司馬光不解地問：“你我過去共同反對新法，況又遭新黨之害，為什麼還要為新黨新法說話呢？”
蘇軾說：“一切據實情而定，乃是為官為政之道，不應存黨派門戶之見，也不應有私人政見之爭。過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確有不當，但如今盡廢新法，亦如換石而救溺，也不妥當！”司馬光聽到這番話，大為惱怒，斷然否決了蘇東坡的意見，拂袖而去。由於秉性豪放不羈，加之天生的憂國憂民意識，蘇東坡既不能見容於新派，又無法取媚於舊黨，他的正直性格讓他隻能站在真理的一邊。因此，剛跳出新黨圍剿的蘇東坡，又遭到舊黨的排斥，而同時仍在朝中的新黨也極力排擠他，蘇軾處境很艱難。他接連上書，要求外任，高太後體諒他的心情，便讓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分出知杭州。
蘇軾出知杭州以後的一年多點的時間裏，曾兩次被召回朝廷，又兩次改換任所，後來，蘇軾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又改任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其弟蘇轍也被任命為宰相。
蘇軾在哲宗10歲時，出任他的老師。哲宗剛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誠老練之人，在一些政敵的讒言之下，哲宗逐漸疏遠了蘇軾。哲宗親政以後，就盡廢高太後在元年間所做的事，任命章停為宰相，呂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陸續重歸官場。這樣，蘇軾的厄運又來了。章停等一批新黨全部還朝，他們對元佑年間的執政大臣采取了殘酷“報複”手段，蘇軾當然在劫難逃。蘇軾被以“譏斥先朝”的罪名貶至廣東熒州，途中再次遭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一家老小在顛沛流離中到達惠州。
流放的生活是很艱辛的，而生性豪爽的蘇東坡以其豁達寬容的態度對待眼前發生的一切，他親自動手，自耕自種，全家人一心一意過著苦中作樂的生活。
蘇東坡的隨遇而安，讓朝中的顯貴寢食難安，他們千方百計地想讓蘇東坡過得不安穩，於是，在紹聖四年（1097年）4月17日，朝廷下令貶蘇東坡為瓊州到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署公事。
瓊州就是現在的海南島，當時是一片蠻荒之地。對於風燭殘年的蘇東坡來說，這一次貶謫無異於一次流放，蘇軾聞之，準備拋骨瓊州，不擬生還。他的這種心態，在他的許多詩文裏可以看到。
但蘇東坡到瓊州之後，卻以豪爽的性格麵對生命中的磨難，勇敢地生活了下來，並為海南島的文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不僅使當地人有了大批的舉子，就是在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麵對海南島的居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元符三年，新君趙佶即位，他為了調和新舊兩黨的衝突，詔蘇東坡還朝，在北歸的途中，才華橫溢，樂觀豁達的一代文化巨人因病長辭於世。
蘇東坡一生不附俗媚人，堅持不變的操守，是他命運多舛的原因。他以超越現實的情懷麵對世事不公的生命態度，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一種人格的風範。
蘇軾的一生誠如其父預言，大起大落，一波三折，但他的豁達、豪爽，在危難麵前的泰然自若，讓後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蘇東坡為中國人的性格修煉樹立了一個無可替代的榜樣。
狂逸豪放的詩仙李白
唐朝的李白才高八鬥，學富五車。一般這樣的文人都是性格內向，謙虛慎謹，而唯獨他卻生來豪放、漫遊天下間，結交雅士，對酒當歌，詩意如潮，直瀉千裏。驚世之作往往在他豪放性格中產生。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的黃金時代，唐代也是以開放的姿態君臨天下。唐代政策開放，帶動了文化開放。良好的社會環境使文人士子們大多向往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參與社會生活。狂放進取成為唐代狂狷人格的主要特征。
最能反映盛唐恢弘氣勢的莫過於李白的詩句，李白是盛唐時代精神與文化性格的代言人。李白的性格狂放不羈，自由放蕩。他生性倜儻，喜歡縱橫之術，沒有儒士的拘謹與迂腐。“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15歲就自認為能與司馬相如並駕齊驅，他自負得讓人咋舌。“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敢與孔聖人相提並論，何等狂傲。
他的自負狂傲還遠不於此，他高唱“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對孔子他竟敢拋以輕蔑的一瞥。他以接輿自比，以狂者自稱，敢於嘲笑儒家聖人，蔑視權威偶像，這在以中庸思想為核心的中國社會須何等勇氣。李白少負才學，胸懷奇誌，他追隨趙蕤學習，目的是為了像戰國的遊士那樣憑自己胸中的才學遊說君王，為王者師，輔佐君王治理天下。過分的狂傲往往會做出不切實際的選擇，過分聰明往往是人的致命弱點。人們總是感歎自己懷才不遇，人們對天才的敬仰和同情，往往使人們忽視天才自身的因素，一個恃才傲物的人越容易暴露出自己的缺陷。李白的狂逸性格打碎了他的政治理想，也成就了他的千古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