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爽型性格的人，他們的優點大都表現在麵對困境依然能保持樂觀，這也充分地體現在他的日常做人中。他們背負千年曆史的理想，縱橫在現實與理想之中，他們性格豪放直爽，俠肝義膽；一諾千金，義無反顧地履行對人生的承諾，他們用自己的血性和爽朗譜寫一曲悲壯的人生之歌。宋代文學家蘇軾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性格耿直，絕無心計。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
這句豪氣幹雲的話是蘇軾對他弟弟蘇轍的即興隨談，用這句話來描述蘇軾的性格及其一生，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
蘇軾一生性格豪爽正直，但由於他不善於玩弄權術，他的一生充滿坎坷不平，政治上失意，仕途多磨難，使蘇東坡在人格修養上達到封建士大夫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究其一生是在三起三落的政治漩渦中渡過，流放和貶謫跟隨他的一生，但他的文人氣質依然矢誌不改，豪爽性格的大度和寬容，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諳”的四川眉州，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二年），四川才子蘇洵家中誕生第一個嬰兒，蘇洵仔細觀察孩子的麵部，又不禁心頭一沉，但見天庭飽滿，鼻如懸膽，尤其是一雙眼睛，猶如兩泓山泉一般，神采飛揚而又清澈見底。蘇洵好久才對夫人說：
“這孩子性格豪放，鋒芒畢露，不通機變，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誣，一生恐怕多有磨難了。”
蘇東坡長大成人之後，經過全國選拔進士的會考，以《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獲得主考們一致地高口稱譽，在禮部的口試複試中，蘇東坡以《春秋對比》獲得應策第一。
當時的主考官之一歐陽修是名滿天下的文豪，決定給蘇東坡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在他的褒揚提攜之下，蘇東坡名揚天下。
蘇東坡曆任風翔簽判等幾任地方官，在熙寧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開封，仍“入直史館”供職。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準備實施新法，這樣，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黨和舊黨兩個派別。
極為反對新法的舊黨代表人物是司馬光。司馬光不僅是一位聲望很高的元老名臣，還是一位大學者，史學巨著《資治通鑒》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編寫的。而暢導變法的王安石，由於急進和用人不當最終失敗。蘇東坡洞察時事利害，堅持已見，既受到新黨的排斥，也為舊黨所不容。
蘇軾覺得王安石不論在具體的改革措施還是在舉薦人才方麵，都有許多不妥之處，沒有根據當時的實際出發，不利於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也不利於朝廷的團結，所以，他對王安石持激烈反對的態度。當時的守舊派領袖司馬光擁護蘇東坡的態度，大為高興，認為蘇東坡支持他的觀點，對蘇東坡大加稱讚，他想借助蘇東坡的聲望，來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
一次，司馬光在蘇東坡麵前談及王安石和他的新法，蘇東坡說王安石變法在大局上是為國為民著想，是為公不為私，有值得稱道之處。但新法確有禍國殃民之處，他才加以反對。至於那‘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信條，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誤國害民之根！
司馬光聽到這裏，勃然大怒，高聲罵道：“好個介甫（王安石之字）之黨！”拂袖而去。從此，司馬光也離開了蘇軾。
豪爽直言的蘇軾就此得罪兩黨，但心係百姓的他並不在意。
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抱著一顆為國為民也對皇帝負責的赤子之心，在短短兩個月之內，他寫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對王安石的新法提出了全麵的批評，引起了朝廷之震驚。蘇東坡把這種過於冒進的新法變革，比作“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清地”，而不少大臣卻猛擊馬背，讓它跑著更快一些。所以他希望神宗皇帝盡情解鞍下馬，停止前進，王安石手下的人聽到蘇東坡的談話，對蘇東坡大為不滿，決定整治蘇東坡，給他一個下馬威。
時隔不多日，王安石新黨中的重要成員謝景溫上書誣告蘇軾，說他扶喪返川時，利用官船販運私鹽。後雖經查無此事，但蘇軾已厭惡了朝廷的黨爭，想外放去任地方官。這時，新黨正想排斥異己便趁勢把他貶到杭州，任杭州通判。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幾經陷害波折又化險為夷的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在這裏，他寫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豪爽曠達的蘇東坡，一生留下許多佳話。
元豐八年（1085年），38歲的宋神宗病逝，年僅10歲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後攝權聽政。
高太後一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掌權後，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結黨營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員。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職位，重新任命司馬光為宰相，對那幫因反對新法而遭貶斥的人物，也陸續複用，這樣，蘇軾先被任命為登州太守，後又召還朝廷。李定、舒宣等人見蘇軾果然東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時時尋找機會陷害蘇軾。但在高太後的支持下，蘇軾在一年之內連升了三次，升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製誥，侍讀。其職權在副宰相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