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於讀書學習尤為可貴的是，把它作為一生之事，相伴終生。
1871年，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可以說一天不如一天。作為理學修養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寫了幾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讀書不要放鬆。這幾句話語是：“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他認為“暮年疾病、事變，人人不免”，而讀書則貴在堅持，並在讀書中體味出樂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則略愈，夜間偶探得右腎浮腫，大如雞卵，這確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卻置至一旁，晚上照舊讀書不廢。疾病纏身，這已是難以擺脫的困擾，前以目疾，用心則愈蒙；近以疝氣，用心則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廢人矣”。但藥療不如讀書，他離開了書的話就是一個廢人了。
這年秋冬季，曾國藩病情更加嚴重，“腳腫愈甚，常服之襪已不能人，肥而複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做文，不看生書”。在這則日記中，我們既可看到他身體的狀況，也可看到他在寫作和讀書時的投入。在此他雖規定自己以後當不做文，不看生書，但無法按規定辦事。因為不久，揚州阮家送《許周生集》，這是一部他從未看過的新書，拿到手後便難以放下，讀就必須從頭到尾讀完，讀的過程又全神貫注。後來湖南王闓運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說》、《尚書大傳補注》、《禹貢箋》、《穀梁申義》、《莊子七篇注》、《湘綺樓文集》，他收到後雖不能一一細看，但每書都較為認真地翻看了幾遍。此後他又違背原來規定的不閱讀生書的初衷，繼續堅持閱讀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劄記訓纂》，李芋仙寄來的《道蘊編》，日本人所著《新論》，上海新譯之書《中外古今年表》，唐義渠所寄之《湖南陽秋》，王霞軒所寄《王少鶴詩》，陶篁村所挹《浙江詩話》，柳興恩《穀梁大義述》等一批生書。
1872年3月2日，曾國藩的老病之軀已如風中殘燭了。這一天，他“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曾國藩出城迎候，出發之前閱《二程全書》，迎接途中，“輿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身體差到如此地步，他還是堅持每日閱讀《二程全書》。但他接連在日記中發出感歎：“近年或做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日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苟活人間；慚悚何極！”“餘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他自知油盡燈枯，將不久於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將息歇時光做自己最喜愛的事——讀書。他每天讀的書就是《二程全書》，希望在理學的探究和修養上，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一個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須勤於學習，善於學習，這是一條不言自明的道理。尤其是知識爆炸的知識經濟時代更應如此，每一個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須堅持月月學習，日日學習，使自己的知識結構跟得上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記住：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