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加刀索；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
繩索磨擦木頭長久了可鋸斷木頭，水滴落在石頭上時間一久可貫通堅石。同理，做學問的人也要努力用功才能有所成就；各方細水彙集在一起自然能形成一道河流，瓜果成熟之後自然會脫離枝蔓而掉落，同理，修行學道的人也要聽任自然才能獲得正果。
曾國藩生平處世的成功，可以說是讀書的成功。他把讀書當做一輩子的事情來做，而治學有方，最終成就了自己輝煌的人生。早年，他通過不懈地求學努力，走上了仕宦之途，廣交了益友，領會了行軍打仗之術，樹立並實踐了報效國家、明道經世的遠大誌向。
當曾國藩供職京師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通過大量的並有所選擇性地閱讀古代史籍，盡量把現實的問題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讀書得來的學問，拿出來應用。
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之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為宮期間，對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點，他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鑒》，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曾國藩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遍閱清代道光以上曆朝文獻，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之下詔求言而先後參照史籍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體現了他明道經世的抱負。
在曾國藩讀書榜樣的示範下，湘軍將帥們則是把孔、孟、周、張、程、朱，直到王船山的“聖賢學脈”、“儒家道統”作為自己的思想信仰，並把《船山遺書》（特別是其中的史論）當作“千秋金鏡，帷幄珠囊”來讀的。曾國藩在《船山遺書》刊刻之先，就大量反複地閱讀了能夠尋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對於《讀通鑒論》、《宋論》等史論性著作已爛熟於心，多有心得體會，日記中均有記載。在他的推薦與倡導下，‘些湘軍將領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遺書》之前就已開始研讀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遺書》刻成之後更加形成高潮。當然，這批將領也不是僅僅研讀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國藩一樣，從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廣搜博取，以求治國用兵之道，為其軍政實踐服務。正如郭嵩燾所說：“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大批湘軍將領多是從“一介書生”、“布衣寒士”而投筆從戎，從文書、幕僚或中下級軍官，一躍而成為統兵作戰、獨當一麵的高級將帥，不少人成為巡撫總督一類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他們異口同聲地讚頌船山、弘揚船山，顯然從《船山遺書》中獲益匪淺。光緒年間湖北學政孔祥麟說：“船山所著史論，具上、下古今之識，指陳曆代之興衰治亂，是以鹹、同之際，中興將帥，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遺書者皆多。蓋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備之廢弛，後由兵謀之未嫻，故於曆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戎機，遂能削平大難。”這就充分說明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將帥們為什麼在戎馬倥傯的戰火中，如此認真地研讀、刊刻、提倡、弘揚《船山遺書》的曆史秘密。
通過研讀船山著述，使曾國藩的“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臻於完善，也使他的軍功業績如日中天。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活動於中國近、現代曆史舞台上的各種人物，無論是正麵的或是反麵的，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無不像曾國藩那樣去認真地閱讀和研究船山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