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間元老會作為統治者秘密會社的形式，是為了確定城邦的原則符合公民的共同意誌，保證法律和製度的切實履行。執政集團必須定期進行例會，目的也在於此。這種會社的組織形式必須由10個年老的城邦督察員和德高望重的公民以及一些優秀的年輕人組成（不得低於30周歲）。他們應該在每天黃昏時分舉行例會，以起到協商重要事宜、穩定秩序的作用。柏拉圖同時指出，這種思維密集的執政形式可以使執政集團及時了解公民群體中的分裂傾向，確保城邦法律的最佳狀態，獲取和參照善的規格。晚間元老會作為城邦堅實穩固的知識基礎保證，意義十分重大。
晚間元老會是柏拉圖對早期“哲學王”執政的退讓和妥協，這也代表了他治國思想的深入完善。他指出，“真正公正和具有德行的城邦必須具有理性，且隻有在達到理念需要形式的時候才會出現”，強調了監督的作用。
城邦的集權形式與“秩序”和“正義”至高無上的地位密不可分。在城邦法律中，“秩序”和“正義”被柏拉圖反複強調。另一個方麵，一個穩定的城邦必定是能夠自我約束的，它能夠從機體中排除那些異類分子和善變的因素，如果可能的話，盡量剔除變革——即便是一貫采取的保守製度也比嶄新的製度合乎發展的需要。這種說法來源於柏拉圖根據希臘社會現狀的構想——當時希臘的諸城邦秩序混亂，戰禍連綿，在雅典遭到敗績之後，斯巴達也陷入了衰落的厄運，造成城邦體製頻繁變換，人心不穩。基於希臘和斯巴達的衰落，柏拉圖總結道：最少變動的製度和整體才算是最好的、最完善的。異己分子，“懷有異心”的人是不被看好的，諸如普羅泰戈拉之類都應被剔除。這樣做是為了城邦的集體利益，最終使全體城邦人員成為追求一個共同利益的單一整體。
最高統治者真正的政治藝術是將“全部心神投入到彙集城邦全體人的利益，而非個人私利。他的作用是要引導忠誠，把人們靈魂中的忠誠和善的表現誘導出來。柏拉圖進一步說，在遠古時代的克裏特，人們遵從主神宙斯的召喚，為城邦的建設盡心竭力，而城邦的發展也盡如人意；但當他們隻顧個人利益時，便腐蝕了國家管理集團，最終導致城邦衰敗和滅亡。”
如果一個人在治理城邦時隻相信公民會自覺的履行義務並能自發的協調相互利益，他必然會失敗。因為他這時會對私人事物不以為然，縱容個人自私的膨脹發展，而對私利限製也沒有具體的規範。
柏拉圖政治思想不能消除人的“個人意識”，也因此，“個人意識”必將對他的政治思想提出挑戰，並最終擊敗它，甚至包括整個柏拉圖思想體係。然而，柏拉圖的法律體係卻乏味得難以建設起來，毫無疑問，它不可能幫助後希臘時代建設完美至善的城邦體製。產生這種謬誤的原因在於柏拉圖頭腦裏存在著正統主義的特殊力量，一種極為強烈的情緒在《申辯篇》、《克裏同篇》、《斐多篇》中，我們看到了它，被它感動過，但是現在不能不給予它激烈的批評，對它進行譴責。正統主義使得那些自利的人如入無阻之境，而真正的上進者則陷入不安境界。這是柏拉圖思想的痼疾。當然，這也很容易使那些敏感、民主的人察覺。
《法律篇》的實踐性被學者們肯定。在這最後的對話遺作中，柏拉圖運用他最成熟的學說，以係統的非神話借喻的方式闡述了“神的意誌”，並提出一套完善的政治和法律模式。柏拉圖的政治製度對那些追求極權統治的人來說無疑是最好的飲品，而對於廣大群眾來說，是很難理解接受的。
閱罷柏拉圖的理想國，必然讓人覺得“理想”也並非“理想”，它隻能作為政權窺視者的宣傳教材而鮮有進步意義。它與蘇格拉底的人性化理論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柏拉圖自己的對話裏出現的蘇格拉底曾經激烈地警告僭主和政治掮客們小心約束自己的政治控製欲望，不要將個人智慧和精神淩駕於其他人的意誌之上——為此，他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製止忘乎所以而達到的危險。“哲學王”的治國顯然歸於失敗，而柏拉圖宣揚的“至善”、“正義”等許多美妙的言論也空虛得讓人失望！而從蘇格拉底的諷刺、理性到烏托邦無一不在講述著哲學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