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是一切之源，它創造了萬物，甚至神本身。而神並未創造萬物，隻創造美好事物。柏拉圖認為，善是一切至上的最高本質。“科學”和“真理”的意義類似於“善”，它們隻是“善”體係中的一部分。“善”是建立在世界多重性之外的本原，形形色色的理念並不是神單一創造出來的，它們中的一部分參與了神的組成。柏拉圖不提倡關注世界的多重性，而提倡關注世界的單一性，即“善”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哲學家應該認識到的。
《聖經》中的首句“太初有道”和柏拉圖的至善理論有著異曲同工的效果。在基督教的神學體係中，承認並膜拜冥冥世界中的存在的至理法則已經成為各教派恪守的原則。在這裏，柏拉圖的理論無疑和基督教的教義吻合在一起，並由其繼承下去，這是因為古希臘人的哲學體係大批地進入猶太人和閃族人聚居地成為當時流行的文化風尚，並且直接影響了基督教的理論體係。後人在研究哲學時無疑會注意到這個問題。“基督教是大眾的柏拉圖主義”，叔本華一語道出了兩者千絲萬縷的聯係。
“善”，對於一般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陌生的，因為一般人隻能像囚犯那樣處於洞穴之中，而對世界毫無認識可言。
“善”的難以理解和無形狀特點使人們質疑起來。在這一點上，柏拉圖很謹慎，他告誡自己不要犯“褻瀆和不敬的過錯”。他在後來的《蒂邁歐篇》中借一個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哲學家蒂邁歐闡述自己的觀點：
當創造萬物的至善所在看到自己的成果時，看到創造出的主宰者——神的影像時，他感到萬分的喜悅……他努力使他們更相似於原本；既然原本是永恒的，就應力圖使宇宙和宇宙萬物變為永恒，但把這樣的屬性賦予一個生物卻又是不可能的。於是他決心把這種永恒當做一種固定的存在……時間成為永恒而又依照數目而運動的影象。它們作為永恒的理念始終如一。時間在柏拉圖那裏被認為是由善來驅動的。而時間也隻是在萬物運動時作為一個規定作用。這是尤為讓人吃驚的。這必然使他推導出“無論何時善總是以太初的形式運轉著它的道，太陽、月亮以及其他的五個星球都是被創造出來用來規定、保持時間和數量的關係”這樣一個空洞得令人厭煩的論點。這樣一個論點的產生，來源於柏拉圖的“整一”靜態概念——他認為在星球內部，時間的數量是一定的，天體的運動便是時間以圖像的形式出現，或者說天體以自己的有規律的運動消耗著時間。時間作為事物運動的尺碼，已經被“創造的意誌規定好在事物內部，作為創造的重要部分。事物運動源於它的自身。”
“善”創造了萬物，在統治過程中，善的意義也極為重要。“善”是治國者行使最高權威的主導力量，柏拉圖是試圖建立這種學說的——“奴隸天生必然作為奴隸，治國者天生必將成為治國者”——國家的統治權應當賦予哲學家，他們是一切“智慧和善行為的熱愛者”。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這樣一個語式的轉變，即在柏拉圖那裏，早先在《克裏同篇》、《斐多篇》中的哲學家、智慧熱愛者不再是謙遜的追求者，而是驕傲的真理的占有者，更是一位訓練有素的辯證學家。他具有心智上的直覺力，他無疑要行使政治上的支配力，“可以看到永恒神聖的形式和理念並能夠與之交流。他被置於所有的普通人之上，不論是他的智慧還是他的權力”，這也將是“近似神，並完全有類於善的”。《國家篇》中柏拉圖理想的哲學家接近全知全能，他是哲學乃至一切領域的人間王者。柏拉圖是驕傲的、極端的，如上帝般希望帶給世界光明，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則是平和的、謙遜的、多思的，他像十字架上的耶穌，盡管代人類受過，卻從不會拋棄人類。這便是兩個人的最大差別。
柏拉圖《國家篇》中的蘇格拉底，提出了“聰明人”這一概念，即衛國者。他們並非是《智者篇》和《普羅泰戈拉篇》中的“真理占有者”，“完全合格的哲學家”。而培訓“衛國者”的教育理論，實際上是一種純粹人種主義。後代十字軍戰士、玫瑰——十字架沙龍都從這裏汲取了“養分”。而真正的教育法其中包含大量的詭辯成分。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隻需宣稱聰明的統治者足以聰明到憑其聰明來選擇最優秀的人做他的繼承者，並決定自己及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若他認為並不能滿足心靈的指示，也可以用剝奪生命的方式顯示善的權威——不必有任何的顧忌和怯懦”。這暗示了一種觀念，在過去、現在、未來，必存在林林總總的人為環境，其中一定有一些可以左右整個社會發展的進程，更應該存在可能破壞國家未來穩定的、偶然發生的事件。這種理論的宣揚給政權的投機份子以極大的暗示。如果一個人從著名的哲學著作中找到這樣的“說教”理論，將其製度化，那麼他們在極短時間內控製局麵的欲望將會“實現”。而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人種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