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字便是為這種不合格的人員準備的，林子大了什麼鳥都飛進來，衙門裏少說也有上百名辦事人員，領導們一個疏忽或者看走眼，就可能讓不學無術的人混入。魚目混珠的危害，除了浪費國家財力外，還可能引起其它問題，一塊爛肉壞了滿鍋湯的事情並不少見。
例如，文裕縣田曹曾有個姓馬的書吏，此人讀了很多年書，還曾上京趕考過，失敗幾次後，一氣之下，回家鄉做了政府的一名辦事員，工作態度倒是很認真，就是有個迂氣的毛病，也就是書呆子勁。
有一次，馬某因為一個工作上的問題鑽了牛角尖，半夜三更睡不著，然後去敲縣令王晉的房門。王晉以為出了什麼大事，急急而出，馬書吏說：“我在想個問題，四月份裏，農戶們又要忙種田，又要忙養蠶，太辛苦了。衙門裏可以出一張告示，讓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大人你覺得如何？”王晉又好氣又好笑，問他：“十月裏哪來桑葉喂蠶呢？”馬某啞口無言。
這就叫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裏路。過後，王晉覺得馬某這個外行不能適應田曹的工作，於是將他“除名”，不過憐惜他家境貧寒，又有老父母在堂，於是給他在唐家的糧店找了份記賬的工作。
馬書吏沒有能力，雖無過錯，也被“開除”；還有一些胥吏，雖能力出眾，但或者是怠於本職工作、或者是徇私舞弊、或者是玩忽職守，隻要是犯有錯誤，便要被“罰”。好的製度，還必須有好的處罰條例作為輔助手段，否則製度再好，也是徒有其表，無人遵守。
“罰”之一項，可大可小，重者如收黑錢的那兩位捕快和“倉吏”李狗兒，除了“肉體處罰”，還要按照律法明正典刑；稍遜之者，即便夠不上坐班房，也是立即“除名”，毫不手軟；再輕者，比如上班遲到、下班早退、工作馬虎之類，也是要被處以“鞭笞”“仗治”之刑，這比照朝廷的律法，更要嚴酷一些，王晉的“鐵縣令”外號，畢竟不是白叫的。
製定嚴格的製度，並使專人監督，除其無用無能者，罰其憊懶懈怠之輩，這“用、督、除、罰”四字雖能有效震懾群吏、驅其兢兢業業工作，但“禦人之法”，如一味偏之以剛，偏之嚴苛，雖然可行一時，但終究不是長久良策。
杜黃裳曾為王晉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先帝念宗在世的時候，提拔以“嚴酷、明察”著稱的袁問為京兆尹，袁問在當時是出了名的清官能吏，更是個辦案能手。
有一次，一個人犯法，按律當受脊杖，這是一種非常冷酷的刑罰，很多犯人挺不過打完板子，便死在堂下，這個人很害怕，便事先去賄賂值堂書吏。這個贓吏受錢後關照犯人說“審訊後老爺一定會命我寫責狀(用刑前的文書)，這時候你就大喊冤枉，我自會為你辯解。”果然，袁問升堂審過案由後，便要這贓吏寫責狀，犯人如吏所囑，分辯不已。那吏員大聲罵道：“快吃了脊杖便滾出去，別多囉嗦!”
袁問聽見了，馬上對這吏員的賣弄權勢產生厭惡之心，反過來將吏員責罰一通，那個犯人倒從輕發落了。在一向禦下極嚴的袁問看來，這就叫“以抑吏勢”，但是卻不知已為吏所賣矣！
更悲慘的還在後來，袁問因過於清正，得罪了一名侍禦史，禦史將袁問一些捕風捉影的事情誣告給皇帝，念宗下令查明實情，結果下麵的胥吏對這位嚴酷的領導多誹謗之言，袁問便被貶到涯州做官，病死在了上任的路上。
袁問以“剛正不苟”對下屬胥吏，不僅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反而被奸猾小吏利用了他的性格，不知不覺中為他們謀取了利益，而最後還死在這些奸妄手中，讓人聽了可悲可歎。
王晉的境遇雖然和袁問大不同，和下屬的關係也沒有他那麼糟糕，不過總歸是能從別人的經曆中，體會出一些對自己有益的東西，一味剛硬不行，一味柔弱更不可，剛柔相濟才是正道。
“獎”，便是此理，既罰過，就必須賞功，有功勞者必重賞，賞罰分明，人心自可歸向；且這些不入流品之胥吏，既入公門，注定從此將再無仕進可能，誌向上沒有了追求，唯圖“利益”二字，這是人之常情，不能否認，也必須正視，隻有正視這種心態，才能循循善誘，導入正途。
這也是為什麼王晉製定出新製度後，雖有瑕疵，但也無修改完善之心，水至清則無魚，給胥吏們留下來一些可鑽之無關緊要利益，對官、吏雙方都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