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者，異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象山先生文集》)
這段話說白了，就是吏員大多是當地豪富世族推選，世代盤踞地方衙門，早已裏外勾結成一氣，形成地頭蛇之類的勢力。而“吏人”身份卑下、仕進無望，俸祿也不算優厚，何以還有這麼多人爭著當吏呢?就是看中這些位置是發利市的淵藪。因此別指望吏員會憑“良心”秉公辦事。而“官人”是外鄉之人，上任之初連語言交流尚是障礙，哪談得上熟悉民情，明察秋毫？好容易幹到有點熟悉了，又得依官製調動，再派來的繼任者，一切又從頭開始循環。
所以再精明的官員，也無法完全擺脫吏員的欺瞞和幹擾，倘若這官員本來就是如賈賀輩庸碌無能之輩，自然就更要成為吏員的俘虜而遭其隨意擺布。
更可懼的是，國家的領導階層—皇帝和中樞大臣們，並沒有幾個人能夠意識到這些底層辦事人員，對整個國家結構的巨大侵害，他們如同數目不可計數的白蟻，日夜啃食著龐大帝國的基礎。
作為基層官員的王晉，是少數幾個能清醒認識到這種胥吏危害嚴重性的人。他曾經利用地方官員每年僅有的幾次“上奏”機會，向皇帝和諸位相公上過幾個折子，都石沉大海。而他尚不知道的是，其中的一封“上書”，曾經引起過“同平章事”兵部尚書武元宗的關注，不過武元宗關注的隻是王晉奏折中關於文裕縣如何治理“河沙”的辦法，對於微不足道的“胥吏”出現一些貪贓舞弊之事，就連這位被世人稱讚“聰明多大略，清明謹慎、博學洽聞”的宰相公，都沒有引起絲毫的重視。
官小言微的王晉，隻能歎息一聲，轉過身來將自己的份內事情做好。
王晉對付“猾吏”的手段，可以用五個字概括：用、督、除、罰、獎！
“用”，即是選擇有能力、品德良好的胥吏任用。有能力就是辦公能力強；而品德良好，因主要取決於長官的主觀判斷，容易有失偏頗、出問題，王晉幹脆也將其選擇的辦法書麵化、製度化，謂之：一要觀其行，二要明其心。觀其行，辨識賢良；明其心，辨識君子。並規定了“量化標準”：為其人打分的判斷者不能少於三人，這是防範個人眼光的局限性。總結來說，就是要聘用“能人、賢人”，並且製定一定的測驗標準。
“用”的意思，除了聘用外，還得會用。王晉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發現，心無旁鶩專心於公務的衙門一般不會黑暗，要讓官吏們忙碌起來；有事可做，防止他們“有能力的心”閑置下來，從而思謀一些損公肥私、徇私舞弊之道。
尤其是對於那些剛進入“公門”的年輕小吏來說，他們對工作尚處於新鮮好奇、滿腔熱忱階段，思想比較單純，沒有學會和習慣享受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沒有培養出油滑、形式主義、明哲保身等官僚作風，此時，如果沒有相應的、讓他們能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們便容易產生懈怠，很容易被那些奸猾老吏影響從而變質。
為此，王晉將縣署公務再次細分，幾乎每一份特定的工作，都細分到了特定的吏員手上，並將這些工作製定了詳細到苛刻的辦公步驟，每一個胥吏，必須對自己所負責的專項工作負責。
這一過程中，因著製度的存在，使得政府工作較過去有些繁複，但尚在可允許範圍之內，更從根本上，限製了胥吏弄虛作假及其舞弊的可能，這已經是“督”字的範圍。
“督”，謂之督促、監督兩個意思。督促為分管長官（如分管某具體工作的司曹之類）要督促屬下眾胥吏，將分配到他們手上的工作，從頭到尾順利完成且不能出岔子，也就是“長官負責製”。而監督，則是王晉在分管工作的官和吏之外，單獨設立一隻“監察人馬”，這批人員的工作就是監督政府辦事人員，脫離生產，隻事督察之責。王晉為他們起名為“監事吏”。
“監事吏”有些類似朝廷中樞監控百官的禦史，不過這大概是大周帝國第一次出現在地方政府的監察人員，王晉算是開了曆史先河。而“監事吏”不固定人員，定期由縣署所有官吏輪換，這一點上更有著甚於“禦史製度”的優勢。
“監事吏”是脫產工人，不用勞動就能得到薪水，但不是沒有具體要求，如果在擔任監察吏期間沒有發現枉法人員和行為，而過後又被調查出案件，或者任職期間被其他官、吏認為不公正、不合格，就可能麵臨罰薪甚至開除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