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龍四年，也即800年的元月，朝廷發布了一項重要的財政改革—“食鹽專賣法”。
在這之前，國家的鹽政實行的是由政府開辟鹽井、鹽田，派專門的官員管理或者委托商戶直接管理具體生產事務，這種商戶叫“亭戶”，編入戶部獨立的案籍檔案中管理。“亭戶”生產出食鹽後，自由販賣給鹽商，國家從中收取鹽稅。
可以看出，這是一種有利於商品交易的自由貿易政策，同時，國家不用將過多的人力、財力消耗其中，按生產量、貿易量，收取稅錢便可。
但是，有官員卻認為這樣的政策，不僅容易使那些奸黠狡詐的商人貪贓枉法，侵吞國家財富；因為食鹽的暴利，更可能導致“巨商”湧現，不利於國家實施的“抑商”大計，長期下去，可能引起“民羨商富，而不事生產。”的惡果。
“翰林學士”陶翼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上書道：“商人逐利而走，隻知錢事不知廉恥，萬不可再使此等朝廷大政操之於手。”
恰恰又在此時，關內道京畿府附近連續發生了數件豪、商勾結盜賣官鹽的案子，影響很惡劣。“戶部尚書兼度支鹽鐵使”譚孝移也認為現在是非常時期，應該製定非常政策，來打擊一下那些唯利是圖的商人們的氣焰。
譚孝移是理財老手，此時已經七十多歲，十年前他本來已經退休，先帝龍馭歸天後，朝廷缺乏主持經濟工作的“高手”，於是宰相竇剛親自登門將他請了出山。譚老頭工作非常認真，他的一些下屬曾半是佩服半是稱讚地說：譚公為事勤力，事無閑劇，必一日中決之。意思就是辦公非常勤奮、辛苦，對自己要求嚴格。
既然“經濟能員”譚孝移都認為應該製定一些非常政策，政事堂的諸位宰相們不管是讚同者還是反對者，在不能提出強有力的不同意見情況下，也便通過了這個決議。很快，新的鹽政法出爐，可惜譚孝移卻沒有堅持到底，恰在這個關鍵的時候，病逝了。
隨後，門下侍郎加“參知政事”李景儉，在這個時候，出任了檢校（名譽）戶部尚書，和新任的“戶部侍郎”杜黃裳、“鹽鐵度支使”種拂開始接手經濟工作。
“鹽稅專賣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中央向地方發布。新的“鹽政法”取消了過去的自由販賣，實行國家專賣，設立了鹽監、販鹽司等鹽務機構，製定了嚴格的食鹽專賣製度，取消了各級鹽商的“賣鹽權利”，從“亭戶”收取出產的食鹽後，運送、販賣過程，全部由政府機構負責，實現了“官收、官運、官銷”一體化。
這個新政剛一頒布，便引起了持不同意見的一些官員的強烈反對。“左拾遺”揚钜認為此政策實屬荒唐之極，新法看似短期內可增加朝廷財政收入，長遠下去卻是對國家有大損害。他指出此法乃是“與民爭利”，將會為以後的施政開放不好的風氣，如果遵此例，以後動轍改變原本並無大礙的政策，民眾還怎麼會信服朝廷信譽。
王晉的老上司—現在已升任正四品“太常寺少卿”的宇文成也上書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的不滿。“太常寺”是掌管國家錢穀金帛諸貨幣的部門，也算是經濟工作單位，宇文成對新法的弊端更有一番不同於外行之人的了解，他指出了新鹽政的四點不妥：一，朝廷不應該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二，鹽監、鹽司等機構的建立，必將導致政府機構的臃腫、人浮於事；三，政府專營專賣，貪官汙吏可借機剝削百姓；四，肆意修改財稅政策，將擾亂國家正常經濟秩序。
當這些不同意見的奏折呈遞到處理國家事務的中樞—“政事堂”後，也引起了幾位宰相的激烈辯論，同樣是讚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但是首相竇剛壓下了所有的爭執，他認為法令既出，便不可收回，否則將致國家威嚴於何處，致各位相公尊嚴於何處？
“參知政事”李景儉是新政的實際主持人，新鹽法實行幾個月來，他嚐到了甜頭，所以是最堅定的擁護者。他的話雖沒有竇剛威嚴剛硬，但是有具體的經濟數據支持他的觀點，食鹽專賣後，稅收確實有了很大的提升，這對於此時財政緊張的朝廷來說，是最有利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