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在學生們中間看孩子們練習的毛筆字時，並不嚴苛，寫成怎麼樣就怎麼樣，不能一下子寫的和成人一樣，更不能和書法家們相提並論。
他在幾個用心書寫的學生身後多觀察了一會兒，糾正了學生拿筆、握筆、懸腕的姿勢，然後，到了阿布紮跟前。
阿布紮寫得子七扭八歪，可以知道他從小沒有受過正規的書法課程教育，因此，國有成覺得隻要阿布紮用心，寫出的字好看難看到是其次。
國有成坐在教室前的課桌上，泡了一壺鐵觀音，一邊喝著一邊陷入深深地沉思。現今的人們在對待西學的問題上，趨向於“中體西用”，在原則問題上捍衛中國竄同問花紋，在實際問題上則吸收西方的長處。
甲午戰爭以後，大清的學術界受到震動，為了救亡圖存的需要要，梁啟超等人將今文學中的某些觀點加以提煉和改造，使之成為變法的思想武器，並把這種思想運用於實踐。
宋朝理學講究義理，注重內修。在整個漢學占主導地位的盛清時期，宋朝理學也從未間斷。這一派學者強調“明體達用”。經世致用並不是今文家和宋學家的專利，更是許多做學問的文人們的追求。在大清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原來“一心隻讀聖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治學思想家也從“求真”轉向“致用”。
國有成認同向西方學習的觀點，但他不讚同梁啟超對孔子的打壓。
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雜家、農家、兵家等學術，隻要對社會和人民有用就是好的學問。
然而，梁啟超卻對孔子采取批評態度，他們認為曆代帝王的尊孔目的是為了“愚民之術”。
國有成極不讚同梁啟超的學說。梁啟超所說的把先秦諸子百家的時期稱作為中國學術的黃金時代，其對孔子獨尊的地位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和批評，把孔子從千百年來文人士子們供奉的聖壇上拉了下來。
國有成站在孔子聖像下，兩千多年來孔子獨尊、儒教獨顯的地位豈能因梁啟超的學說而改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再者，西方之學自明朝末期傳入中國之後，在明末清初一度成為人們喜歡學習的學科，可是雍正和乾隆皇帝並不喜歡西學與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播。一百多年，西學一直處在學術的邊緣地位。1840年以後，西學伴隨著堅船利炮進入中國的大門，與中華傳統文化再次發生大規模的衝突與交融，改變了大清目前的學術思想。
國有成意識到傳統文化畢竟有限，較難解釋千變萬化的新世界，特別是不能用夷狄來概括西方強國。龔自珍提出在民族關係上“太平世界屋內外”的觀點，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
國有成覺得華尊夷卑、尊中學貶西學，重農輕商的觀點已經落伍了，西學之中的聲、光、化、電等學科都是大清應該學習的科學門類，如果再抱著陳舊的思想，認為西學不如中學，這麼大清仍處在被人壓迫的境遇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