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升在工作的國家外貿部國際貿易研究所發達國家研究室可以看到大量外文期刊，如《財富》、《商業周刊》、美國的外交季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年報、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還有每天國際上各類通訊社的消息等等。從中，他知道了世界500強，知道了《時代》的封麵人物。後來，三十出頭的陳東升到《管理世界》當副總編，主持評選中國500強企業。他坦言，進入《管理世界》改變了他的價值觀。他注意到，每個國家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與其國家的整體實力成正比，因此他堅信，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勢有賴於建立有世界一流競爭能力的企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將直接關乎一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中華民族要屹立於世界之林，就必須有世界級的企業。
他還認為，隨著中國社會逐步向真正的商業社會轉型，企業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將越來越顯著。造就一大批諸如IBM、通用電氣、微軟、朗訊、惠普等具有強大的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的本土企業，將成為中國政府在21世紀的重要使命。一旦中國湧現出一大批在全球市場上縱橫馳騁的本土企業（指在中國成長起來、代表中國利益的企業，其總部不一定還設立在中國，其企業文化也不一定還是純粹的中國背景），“中國”這兩個字在世界上將被賦予更多的含義。
陳東升曾經對記者回憶說：“有人說我有‘大’的情結，其實他不了解，中國人要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就要在全球500強裏起碼有1/10的企業，而且是自然分布和成長起來的。”
20世紀80年代後期，這種思想已經牢牢地占據了陳東升的頭腦，他認為最安全、對民族最有用的就是去做企業，因為不管未來社會的政治製度選擇如何，企業都將是這個社會的中流砥柱。
當然，陳東升創辦企業，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1992年前後，在他還沒有創辦企業的時候，他去看一個在深圳的同學，該同學做股票起家，身家2000多萬元，相當於今天的二三十個億，但他身邊隻有七八個人。陳東升覺得，這個同學雖然有錢，但他沒有事業，對社會沒有貢獻、沒有影響。當時，陳東升還認識一個在深圳辦工廠的民營企業家，他從湖北天門老家帶去了300多人，浩浩蕩蕩，他的身家可能比不上陳東升的那個同學，但他有企業，他對社會的貢獻更大。
由此，陳東升得出一個結論：有錢不等於有事業，有事業一定不會缺錢。
這就是他經常講的富和貴的關係：富不一定貴，但貴一定是富的。所以，陳東升堅定要做事業，做事業就是要把一個企業做好，解決龐大的就業，成為一個品牌，對社會有貢獻，這樣才能體現個人的價值。
既然選擇了做企業，那麼做什麼行業呢？全球化的視野令陳東升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
4.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大的市場經濟國家，它所走過的道路代表著市場經濟的方向，所以中國的前進道路一定也會是這樣。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因此要做就做在美國的今天最有發展前途的事。當然，陳東升並不是說要去照搬，而是因為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普世價值。
要選好行，這是什麼概念呢？陳東升認為，“好行”就是一個剛剛起步、未來具有巨大發展空間的產業。人壽保險在西方是一個很古老的、傳統的產業，在中國卻還是一個朝陽產業，剛剛興起。經過認真分析與仔細排查，陳東升得出結論：自己的職業人生應該定位在金融界，在保險業，因為他發現在世界500強中，保險業界的公司很多。
“保險就是要為工薪白領階層健康、幸福、美滿的新生活服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保險與住房、汽車是新世紀消費新三大件。”陳東升在各種場合推廣著這樣的理念。他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產階級的崛起將給保險業帶來巨大的商機。
陳東升的這一認識也來源於他對西方社會的了解。他說，他不是有意要把保險裝進現代三大件中。實際上，在西方家庭支出中，保險支出是第一大項，占美國中產階級年支出的30%-40%，比汽車、住房支出還要多。
選擇了行業，那麼該如何做企業呢？陳東升指出，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