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代造就了不同的企業家，“92派”企業家就是時代的產物。
1992年，活躍的青年群體當中有一些人開始創建有限或股份公司，走上經商之路，陳東升把他們叫做“92派”。
陳東升說過，“92派”是很特殊的一代人，這一代人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鄧小平的好學生、江澤民的好戰士”。他們經曆了不同的政治時代，青少年時代受革命的教育，有激情、激進，大我的意識很強；在改革開放後上的大學，參加工作後趕上中國最波瀾壯闊的改革，這種文化製造了一種很強的集體意識、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具有神聖的曆史責任感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是那一代人極鮮明的特征。就拿陳東升自己來說。從武漢大學畢業後，他被分到國家外貿部國際貿易研究所工作，當時湖北有一個學術刊物叫《青年論壇》，他被委任為《青年論壇》北京記者站站長。那時，他騎著一輛女式小自行車，穿梭於北大、人大、清華、中央黨校、北師大之間，經常淩晨三四點鍾回到宿舍，雖然很累，但總是樂嗬嗬的。這些工作都是義務做的，一分錢報酬都沒有，甚至連公共汽車費都不報銷，純粹是奉獻，但當時的陳東升覺得能為國家、為社會做事情就很好。
這在現在看來或許很難理解。深受那個時代洗禮的陳東升表示，“92派”這批人經曆過激情革命的紅色年代，經曆過20世紀80年代激動人心的改革洗禮，從過去那種極“左”的思想一下子轉到改革開放的思想，有痛苦有失落。
鄧小平南方視察後，他們經曆了思想轉型，覺得要實業救國、經濟救國，於是有很多人開始投身創辦新型企業的浪潮中。正是這個時期的曆史、文化、經濟、社會的積澱造就了“92派”。
1.當代企業家的三個階段
中國曆史上，企業家的崛起有三個時期：洋務運動時期、民國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陳東升首次提出，中國當代企業家的崛起又分為三小波：1992年以前、1992年和1998年前後。
1992年之前，中國沒有現代企業製度，不存在現代企業的框架，企業都是按所有製性質劃分的，比如國有、集體、私人、外資等等。陳東升認為，1992年是個非常值得書寫的年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水嶺，這一年中國發生了三大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一是鄧小平南方視察；二是“兩個文件”；三是1992年召開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兩個文件”指的是國家體改委出台的《股份公司暫行條例》和《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這是中國企業發生變革的轉折點。陳東升說：“這兩個文件在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現在人們很少紀念它，但我記得它，因為我是最敏感的，是這兩個條例的受益者。”
當年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後，就可以去募集資金，依據一種商業模式來尋找投資人。嘉德、泰康都是在這兩個暫行條例出台後成立的。陳東升說，他當時天天把這兩個文件揣在懷裏，創辦嘉德時，公司的章程、合同等基本上都是按這兩個文件來起草的。所以，從1992年開始，在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企業的創新。
2.南北派企業家
在首先提出“92派”這一說法後，陳東升又把1992年開始創業的企業家們分為南北兩派：南方派企業家大多以房地產起家，靠圈地運動，走綜合化、多元化的道路，基本上是什麼賺錢投資什麼；而北方派的企業家更多的是尋找一個行業的空白點，迅速創建一個行業的標杆企業，然後帶動行業的發展。
有人說，北方派基本上是靠製度發展帶動一個好的企業和行業的發展，像今天田源的中國國際期貨公司是期貨業的領導者，陳東升當年創立的中國嘉德拍賣公司是中國拍賣業的領導者。它們率先在行業裏走專業化的道路，是這個行業的先驅。
3.理想主義情結
未下海之前，包括陳東升在內的這批“92派”企業家們麵臨很多困擾：該怎麼選擇未來？是繼續留在政府，還是像有些人那樣下海？
一次，陳東升看了《參考消息》中的一篇報道，說前東德的高級官員在地鐵口賣報紙，當時陳東升就想，如果繼續做官，未來會不會也是這個下場呢？
這樣的考慮實際上在精英們的頭腦裏畫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自己未來往何處去？其次，在國家外貿部國際貿易研究所的工作經曆讓陳東升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有了較清晰的判斷，這也成為陳東升創辦企業的直接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