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盟約基礎上的共存，是一種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棄盟約，就是從合作走向對抗，這一轉變，首先就是要踐踏自己的信譽，把誠信資本拋棄。如果沒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會隨便拋棄誠信資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關鍵的一環。
“便橋之盟”後，太宗進一步加緊備戰。他親自垂範練兵，每日“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於是“士卒皆為精銳”，中原經濟已得到一定恢複，國力逐漸強盛，反擊突厥的時機終於成熟了。從貞觀三年拉開了唐代與突厥30餘年戰爭的序幕，“漢家大將西出師”，唐太宗的決心是剿滅突厥，徹底消除內地遭受的禍患。這時候唐王朝與突厥的關係由形式上的兄弟變成了對手，唐朝能取得這場博弈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占據著實力和信息上的優勢，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在唐朝這一方麵，唐太宗已經決定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以暴製暴，以殺止殺，在軍事上作了充分準備，給北征創造了良好條件。而對突厥來說，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一方麵這時突厥內部出現了混亂，《通典》記述：貞觀元年（公元627年），陽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都發生了叛亂。頡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討伐，突利又兵敗，輕騎奔還。頡利可汗將突利關押了幾十天，突利於是也有了怨言，產生背叛之心。突利為突厥王族，頡利親侄，他怨汗欲叛，說明在突厥的最高統治階層也發生了嚴重裂痕。
另外，頡利後期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部眾早就不滿，史料記載“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再遇上連年大雪之災，六畜凍死，就引起了突厥內部大崩潰。對這些情況，唐朝方麵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責（李責）、李靖，分統大軍十餘萬，於貞觀三年出擊。這次出擊的保密工作做得相當成功，在李靖突擊突厥大本營時，唐太宗派出的使節都不知道，還在與頡利可汗進行和談。頡利可汗在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對唐朝“兄弟”的謙讓自然是萬分高興，雙方達成了一係列的協議，麵對這種和談即將成功的情況，是戰是和，李靖不僅作為一個軍事家，作為政治家的才幹也顯示出來，他明白實力決定一切，“一日縱敵，萬世之患”。
李靖在一個大霧迷茫的早上襲擊了突厥的中軍營帳，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縣）、雲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敗東突厥，突利可汗請降，頡利向鐵山逃亡（今內蒙古陰山北），李靖乘勝追擊，生擒頡利，俘其眾十餘萬，東突厥滅亡。
這場博弈，唐王朝是贏得幹淨利落。一般說來，戰爭勝敗取決於實力、信息、戰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麵均優於另外一方，並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話，理性的弱者就不會進行戰爭的，唐太宗的便橋會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選擇了求和。但在貞觀四年這一係列戰爭中，作戰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這一邊，唐朝的最高統治者麵臨的抉擇是，唐朝不主動開戰，而突厥不可能主動開戰，那就得履行前約，每年送金銀珠寶；如果再等突厥內亂平息，挑起戰端，在實力相當的情況下，雙方是兩敗俱傷；而出其不意，主動發起戰爭，又在敵占區進行這一場戰爭，這就注定會贏得勝利。因為既然唐軍已經發動了攻勢，對突厥來說，就是兩種命運，知道而且主動迎戰，失敗、損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動迎戰，隻能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