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兩漢對匈奴發動決定性打擊後，匈奴分裂，南匈奴內附，漸遷至內地並逐步漢化；北匈奴逐漸西遷，給歐亞大陸政治格局帶來劇烈變化；還有一些別支在廣闊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認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們遷居到金山（阿爾泰山）之南，以遊牧為生，又工於鐵作。當時正值柔然汗國強盛，突厥人受其奴役，為他們充當“鐵工”，但勢力漸盛。後來突厥滅柔然汗國，建立突厥政權。由於突厥非常強大，縱橫捭闔於齊、周之間，利用雙方的矛盾戰爭，不斷索取財物。隋王朝時，突厥因為內部矛盾，正式分裂為東西兩個政權，隋文帝楊堅利用其內部的紛爭，迫使突厥歸附。
隋末中原紛亂，突厥又再度強盛起來，“控弦百萬”，曾經圍攻隋煬帝於雁門。這一時期，突厥汗國是我國北方頗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諸雄幾乎都和突厥有勾連，要麼結盟，要麼稱臣，連李淵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說過：“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李淵）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嚐不痛心疾首。”
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沒有辦法的抉擇，在這場博弈中，雙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種割據勢力麵臨兩種選擇，要麼與突厥為敵，被突厥消滅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勢力消滅；要麼臣服於突厥，向其交納一定財物從而維護自己的政權或者去欺詐其他割據勢力。當時，突厥騎兵給中原地區很大騷擾，突厥貴族不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據勢力勒索財物，而且大量擄掠北方無辜百姓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畢可汗之弟處羅趁李氏家族率兵進入關中爭奪天下之際，帶兵攻破太原，大搶三天，“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統一全國。突厥統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從各個割據者手中勒索財物了，因此趁此時唐朝國力還不十分強大，連年進擾內地，掠奪人口和財產。東突厥頡利可汗曾親率大軍15萬人攻並州，擄男女5000餘人；又曾率騎兵10餘萬大掠朔州、進襲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剛剛即位之時，頡利可汗率兵20萬直逼唐都長安城外渭水便橋之北，距長安城僅40裏，京師震動。唐太宗被迫設疑兵之計，親率臣下及將士隔渭水與頡利對話。頡利既見唐軍軍容威嚴，又見太宗許以金帛財物，與之結盟，乃領兵而退。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便橋之盟”。這次結盟中，唐太宗和頡利可汗約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關係在這是和西漢初年與匈奴的關係極為相似的。
在這場博弈中，唐王朝處於下風，對於唐朝來講，這時也有兩個選擇的機會，戰與和，與突厥進行戰爭是一種選擇，但由於中原的內戰剛剛結束，形式上雖然實現了統一，然而殘破經濟猶待恢複，各種不確定的反抗勢力正在伺機而動，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力量，唐王朝都還比較弱小，貿然采取攻勢，隻能或是國家敗亡或是長期衰弱，漢高祖的百登山之圍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敵人強大的時期，隻能采取與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然而，這時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勝敗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遠播之期，而是由一個從弱到強的過渡階段，需要時間來恢複戰爭創傷，由時間決定成敗，但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帝國的尊嚴、開國的霸氣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據時期那樣納貢稱臣。因此，唐太宗隻能采取有聲和無聲的兩種博弈方式，在無聲的博弈中，他率軍隊嚴陣以待，隔著渭水對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軍的強大，又給突厥以回旋的餘地。有聲的博弈是他親自出馬，與突厥最高統治者進行麵對麵的談判，這一下在氣勢上壓倒了對手，也能盡快地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許之以利，唐太宗占據了信息上的優勢。而對於突厥一方來說，掠奪財物是最終目的，戰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與其在不知對手虛實的情況下貿然對陣，還不如撈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於雙方都考慮到能夠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納什均衡才能產生。這時候的兄弟關係，實質上應該是突厥為兄，唐朝為弟，唐朝被人家兵臨城下，結成城下之盟，對雄心勃勃的開國皇帝來說無疑是奇恥大辱，但唐朝贏得了喘息的機會，為下一場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個較高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