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縱”和“連橫”有其存在的曆史必然性，同時也離不開這兩幕曆史劇的導演人——戰國時的文人說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蘇秦和張儀。蘇秦在研究社會局勢和各國君主的心理後，提出對秦國采取合縱對抗政策。蘇秦先後到了韓國、魏國、齊國，最後再到楚國。六國完全同意簽署這個盟約，並一致任命蘇秦為它們的宰相，讓他擔任“縱約長”——南北合縱對抗盟約組織的秘書長，圍堵政策完成，第一次“合縱”形成。
這裏蘇秦的成功，在博弈論看來，其實就是兩個在困境中的囚徒合作的成功，隻不過這裏的囚徒不是一個，而是六個，但成功的條件卻是一樣的，要使兩個囚徒一起抵賴，就必須使兩個囚徒堅信，抵賴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是他們最大的利益；而要六國“合縱”，也是一樣，必須使六國堅信“合縱”是它們唯一的出路，是它們最大的利益。站在當時六國的角度來看這是完全正確的。
隻有大政治家才能看到十年之後，隻有曆史學家才能看到三十年之後。各國有各國眼皮底下的現實利益，而人往往更相信眼前直接的現實利益。這就是“嚴格優勢策略”的特點。
秦國利用各國統治者的人性弱點，給以小恩小惠，然後各個擊破，所以說，秦國在政治博弈中明顯要比六國勝出一籌，因此，“合縱”也隻能是曇花一現了。
在蘇秦組成第一個“合縱”聯盟的同時，秦國立即采取行動。就在“合縱”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32年，秦國向魏國表示讓步，願把從前侵占魏國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區七個城市歸還。那七個城市距魏國前首府安邑（山西夏縣）一百六十裏，是防務上最重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們收回，安邑就可以無憂了。
這是最大的現實利益，在博弈論看來，秦國是拋出了使人選擇“嚴格優勢策略”的利用條件，秦國成了“囚徒困境”中的警察。人有自私的本能，所以永遠都有傾向於“嚴格優勢策略”的自然選擇，這可能也是人的生存本能。魏國自然不能抵抗這個誘惑，因為它更有利於魏國的生存，於是同意脫離合縱；而且為了擴張土地，魏國還向趙國發動攻擊。齊國在秦國的鼓勵下，認為可以從趙國瓜分到土地，就也參加到魏國這一邊。兩國軍隊雖然被趙國擊退，但第一次合縱對抗盟約隻維持一年便告瓦解，蘇秦在趙國無法解釋魏齊兩國的叛盟行動。隻好前往燕國，出任燕國宰相。秦國等到合縱對抗盟約瓦解了之後，卻拒絕歸還襄陵七城，魏國在大怒下攻擊秦國，又被秦國擊敗。這樣，第一次“合縱”就在六國的互相殘殺中轟然瓦解。
合縱對抗盟約固然瓦解，但這種觀念仍被認為是正確的指導原則。所以十五年後的公元前318年，這時各封國都已改製為獨立王國，魏、楚、韓、趙、燕五個國家痛恨秦國趁著盟約瓦解不斷向東擴張，於是再次締結第二次合縱對抗盟約，推舉楚王華槐擔任縱約長，集結五國聯軍，進攻秦王國東方邊界重鎮函穀關（河南靈寶東北）。這次雖然是以楚國為首，好像齊國沒有參加，但此時卻還存在另外一個聯盟，就是齊楚聯盟，這個聯盟在第一次“合縱”失敗後仍然存在，所以齊國並沒有在五國背後插刀。
這是一次聲勢浩大的軍事行動，人人都預料將爆發一場大戰。可是，秦國守關大將樗裏疾大開關門，出兵迎戰。五國聯軍震於秦軍的聲威，竟麵麵相覷，誰都不敢先行攻擊。從博弈規則看來，五國同心協力進攻就成了“囚徒”的抵賴，就整個團體而言，它們可能獲得最好的結果，而撤退是它們的“嚴格優勢策略”。從合作性博弈規則來看，五國結成了同盟，就已經是一種合作關係，達到了一個博弈均衡點，而在這個均衡狀態中，參與者誰先改變支付，誰就會得到利益。因此，在僵持了幾天之後，楚兵團因糧道被秦國切斷，在驚恐中第一個撤退，但它的損失應該是最小的，因為它沒有遭到追擊，而其他五國軍隊在跟著倉皇拔營回國時，就很可能遭到秦國的追擊，事實也是如此，最後一個撤退的損失最大。合縱對抗盟約又一次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