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在博弈論中是最基本的理論。指兩個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同時被抓，他們都存在兩種選擇，要麼坦白從寬，減輕處罰或無罪釋放，要麼抗拒抵賴，加重懲罰或因證據不足而釋放。但囚徒選擇哪一種好呢？這要從兩名囚徒選擇的條件和結果來分析。現在我們假定兩名囚徒分別為甲和乙兩人，如果甲選擇抵賴，這裏的結果就有兩種，如果乙選擇坦白，那麼甲將被加重懲罰；如果乙也選擇抵賴，那麼他們兩個都將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很明顯這需要他們兩個人的通力合作。但通常警方會把兩名囚徒羈押在不同的囚房裏，使這種合作難以順利進行而使得結果預測的不確定性加大，或者說增加了抵賴合作的風險性。如果基於人是自私的這一前提出發的話，那麼甲乙兩囚徒各自最好的選擇就是坦白從寬，因為不管甲乙兩人誰坦白，都將得到減輕懲罰的結果：如果甲坦白了，乙抵賴，甲將免於懲罰；如果乙也坦白了，那麼罪名各擔一半，從甲個人看來，也減輕了懲罰；而甲乙互換位置，結果依然是一樣。因此，在博弈論中認為他們兩者之間存在一個均衡點，即納什均衡點，我們把它稱為嚴格優勢策略。
但我們從上麵的分析也可以看出，這個均衡點是建立在兩個囚徒非合作的基礎上的，並且兩者的非合作還可以獲得一定的利益（從寬懲罰），如果沒有從寬懲罰的這一利益條件，那麼這個嚴格優勢策略也就不複存在。此時，兩個囚徒就很容易走向合作了。在我國曆史上出現的“合縱”和“連橫”的較量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從當時的曆史來看，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一躍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社會上從此出現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長期緊張局麵，舊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知識都不能應付這個雷霆萬鈞的壓力。於是以秦國為對象，產生了兩種嶄新的但也恰恰針鋒相對的戰略思想和外交政策：一是合縱對抗政策，即圍堵政策，主張從北到南，各國締結軍事同盟，共同抵禦秦國的侵略，秦國如對某一國發動侵略，即等於向所有的盟國侵略，各國同時出兵作戰；另一是連橫和解政策，即和平共存政策，主張從西到東，各國同時跟秦國簽訂友好條約，保持雙邊的和平關係。
當時，東方的齊國與秦國旗鼓相當，雙方在不斷兼並周圍弱國、擴大勢力範圍的同時，誕生了“合縱”和“連橫”兩個中心——以齊國為中心的“合縱”和以秦國為中心的“連橫”。這就是我國曆史上所謂的“合縱”、“連橫”的外交鬥爭。
這裏的“合縱”“連橫”就如囚徒的“抵賴”和“坦白”一樣。“合縱”就是指弱國聯合起來，阻止強國進行兼並，這是弱國保存自己最理想的策略。就如兩個囚徒同時抵賴可以使兩人都因證據不足而免於懲罰一樣的理想結果，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同時抵賴即能夠合作。而“合縱”的對象有多個，就更需要多方麵的合作了。雖然這種合作是可以看得見的，可以協商的，不像兩個囚徒那樣是在黑暗中猜測，但結果卻很有相似之處。因為它成員多，而可變的人為因素也就更多了。“連橫”就是強國迫使弱國幫助它進行兼並。正如兩個囚徒的“坦白”，是他們單個的嚴格優勢策略，但結果仍然是要得到懲罰一樣，隻不過這個懲罰是由一個人來擔當還是由兩個人來擔當。而“連橫”也是一樣，它也是各個弱國的嚴格優勢策略，但就整個共同體來看，弱國仍然會被兼並，隻不過是被早兼並還是遲兼並的問題。
“連橫”是秦國的嚴格優勢策略，不僅可以得到土地這個現實的收益值，而且獲得了統一中國這個未來的收益值。而“合縱”是齊國的嚴格優勢策略，它不僅保存齊國已有的現實利益，還可以限製或削弱秦國的實力，使自己得以長存。
從實際上看，“合縱”和“連橫”都是爭取暫時同盟者的外交手段，其目的是進一步兼並土地，擴張領土。從博弈論看來，就是強國和弱國都在進行博弈，都在進行嚴格優勢策略的博弈。而博弈的有序進行是必須基於一定的利益條件的，是根據利益條件這隻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節的。這也就決定了“合縱”和“連橫”的離散聚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