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我們來看一下王永民的開創曆程。
1978年秋天，王永民在南陽地區科委搞行政工作。他從廣闊的領域裏感受到，一個以計算機的廣泛應用為主要標誌的信息時代已經來到。當時，地區科委承擔了省重點科研項目——漢字校對照排機。十年動亂中壯誌未酬的王永民，作為科研管理幹部，在全省開了一個先例，主動請纓，要求跳出辦公室，擔負這項高、精、尖的科研重任，他的想法得到了地區科委領導符明義和丁琳的支持，符明義還把自己的辦公室騰出來給王永民當實驗室。
本來，王永民想找一個現成的編碼方案，發揮自己在計算機硬件上的特長，設計一個鍵盤。然而，幾經奔波，總難尋覓。1980年春天，我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鄭易裏先生千裏迢迢來到南陽，在文字學的研究方麵給了王永民許多有益的指導。鄭老還把自己多年研究的188鍵編碼方案交給他試編驗證。他帶領助手抄了數萬張卡片，終因這個方案鍵數多、重碼多而無法製造。他第一次失敗了。
寓意深邃，造型優美的漢字，是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產物和結晶，到了電腦時代，它卻遇到了曆史性的挑戰，浩如煙海的漢字如何進入隻有26個鍵位的現代計算機，被視為舉世難以征服的“癌症”。西方報紙上有人驚呼：“中國文字是現代化的絆腳石”，他們洋洋萬言曆數漢字的拙劣和罪孽；國內也有人斷言：“不廢除漢字，中國就不能進入信息社會。”一些外國公司乘機向中國傾銷笨重低效的鍵盤，似乎中國所遇到的難題，隻有洋人才能解決。
王永民意識到，自己所要解決的遠不隻是一個照排機的問題。祖先留下的文化傳統，如若不能通過時代的考驗，並使之發揚光大，將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恥辱。為了國家的繁榮和文字技術的複興，攻克漢字輸入的難關，是曆史賦予這一代人的光榮使命。責無旁貸，他決心投入這個常人難以問津的領域，哪怕隻是給後來者當一塊鋪路的石子。
漢字編碼方案的研究工作，涉及語言文字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信息科學等多種學科，他紮紮實實地從基礎開始，由天書般的《甲骨文編》、《說文解字》到大厚本的《中華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等，對漢字作了係統的研究。他發現，一向被看作難學、難解、難寫、難用的漢字，原來是既複雜又簡單，隻要橫、豎、撇、捺、折五種基本筆畫，就可以構成幾萬個單字：原來每一個漢字又是由一個個字根按一定的程序和位置拚合起來的，就像搭積木一樣。英文有26個字母，那麼漢字又有多少基本字根呢？
他在字海裏遊泳，和助手們把《現代漢語詞典》上的12000多個漢字逐個分解，把每個字所包含的字根分別抄成卡片，然後把幾萬張卡片分類統計、登錄排序，找出600多個字根。又把7000多個常用漢字分析一遍，歸並出300多個字根。沒有計算機，全靠手工勞動。這是國內外編碼研究中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工作，在此基礎上他編成了《漢字基本字根頻度表》和《漢字基本字根實用頻度表》，優選出了150個時，才發現“驢唇不對馬嘴”，土洋無法結合。兩年心血又換來一次沉重的失敗。
就在這個時候，王永民的研究受到了省領導的重視。副省長羅幹慧眼識才，興奮地聽取了他的彙報，立即決定把這項工作列為省重點科研項目，信任地把任務交給這位年輕的工程師。這是給一個徒步跋涉者牽來了馬，備好了鞍，王永民可以躍馬飛奔了。他毅然舍棄了已成為全國4個先進方案之一的62鍵《漢字層次分解編碼方案》，提出更高目標，保證“一年為期，拿出成果。”
一個人想在事業上有所作為，常常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在新舊思想、新舊體製更替的時代，更成了不可避免的規律。
王永民剛剛舉步攀登，“好高鶩遠”、“想出風頭”之類的嘲諷就隨之而至。有的人看不慣他，說他“無非多喝了兩年墨水”，是“想學陳景潤瘋子”，公然提出“行政機關搞什麼科研”，“這裏不需要搞特殊化的人”。有的領導是擔著風險在支持他成敗未卜的研究。
偏見會把好事看成壞事，把正常看成反常。甚至把根本不存在的事作為嚴重問題。使王永民無法容忍的是，有人居然在莊嚴的會議上無中生有地宣傳，說他是“借著搞科研的名義從省裏騙來一大筆錢，成千上萬地亂花，沒明沒黑地鑽在屋裏胡搞一氣。”流言蜚語最易於不脛而走，冷漠、猜疑、壓力像影子似地追逐著他。
王永民悟出一個道理：道路是不可能絕對平坦的。汽車在光滑如鏡的冰麵上反而跑不了，必須有一定的摩擦力才能行駛。
實驗室也是他的生活室。從事研究以來，他每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幾乎沒有休過節假日。他在一間安放器材、資料的小屋裏，支起一張2尺來寬的小床，即使是這樣的床位，他也很少享受，夜裏困頓了往桌上一趴，或是在機器房的地上一躺，就算是最好的休息。室內，還生了個小爐子，早晨一邊編卡片，一邊煮稀飯，半生不熟的稀飯就點鹹菜，或者掛麵裏加點辣醬，成了他的家常便飯。嚴重的營養不良使他肝病日益加劇，右腎積水比左腎大了3倍。爐子上經常擱著藥罐，苦澀的藥味伴著他緊張工作。
王永民有一套“聚焦”理論，他常說：“聚光鏡能把陽光聚在焦點上產生高溫，事業也能把生命‘聚焦’成50歲”，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濃縮起來，把全部的光和熱集中在這一點上。
為了研究出一個鍵數少、碼長短、效率高、重碼少的理想方案，王永民在數以萬計的數據中尋覓、探討。鍵數減少重碼必然增多，許多科研工作者為此傷透腦筋。把“王”和“幹”放在一個鍵上，和“氵”一結合，出現“汪”、“汗”兩個重碼字；“口”加上“八”，又出現“隻”、“叭”兩個重碼字。1981年，王永民在武漢參加電腦技術交流會，香港一家公司的女講解員洋洋得意地宣稱，他們的方案“研究了8年之久，是目前最先進的”。當王永民向她了解重碼字的處理辦法時，她就瞠目結舌，不知所對。原來，他們把重碼字都排除在外，輸入的漢字隻有三四千個，這樣的方案當然是不足取的。
王永民在深入鑽研中發現，“汪”、“汗”末筆不同，“隻”“叭”字型不同，要是在這一類字的最後加上一個標誌末筆字型的識別鍵，不是可以做到壓縮鍵位、縮短碼長、克服重碼兼而得之嗎？他的設想證實了，“末筆字型識別原則”成了國內外漢字編碼中的重要創造。
那些筆畫多的漢字也給人造成許多麻煩。比如一個“戇”字就有25筆，包括7個字根，打一個字得擊鍵7下。王永民把這些難字集中起來，反複試驗對比，發現這類字相互之間差別也大，不易混同。他隻取一二三末4個字根，打“立”、“日”、“十”、“心”4個鍵，電子計算機就會幫助他把戇字找出來，實現了碼長短、效率高的要求。
曲徑通幽，引人入勝，雖然處境艱難，卻樂在其中。王永民桌上的卡片在節節上升，摞成一座攀登絕頂的階梯，編碼方案的鍵數則在逐級下降，由62鍵降到36鍵。
嚴寒籠罩著華北平原，保定城裏風雪彌漫。夜深人寂，隻有華北終端設備公司的會議室裏一直亮著燈光，不時傳出“嗒嗒”的擊鍵聲。
一個月前，王永民帶著4名青年助手趕到這裏，向公司商借帶有漢字係統的微型電子計算機，驗證他的36個鍵編碼方案。一個小地方的無名之輩居然要搞36鍵，很難不使人懷疑。這個公司的機時和房間都很緊張，經過一再宣傳，才同意他們夜間在會議室試驗。每夜，他們踏著冰雪從三裏外的旅社趕來，天一亮又跑回旅社開辟另一個戰場。
1982年12月20日夜裏，王永民坐在計算機的熒光屏前，手指不停地按鍵，隨著銀白色的漢字在屏幕上不斷閃現，他那瘦削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36鍵方案上機成功！幾個年輕助手像登山員曆盡艱辛攀上頂峰，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他們成功了！隻用半年時間就提前實現“軍令狀”，而且取得優異成果。這是一個創國內獨步的優秀方案，隻需利用英文標準鍵盤的26個鍵位和10個數字鍵，就可以讓計算機和漢字直接“對話”了。
成功了，王永民卻又憂思忡忡，輾轉反側。原來，他在檢驗過程中發現，“36鍵方案”不能方便地輸入數字，雙手控製四排鍵也難以實現高速盲打。隻有使用26個字母鍵輸入漢字，才能與英文輸入競爭。何況，新起的台灣26鍵“天龍”方案正煊赫一時，大出風頭，王永民決不甘心屈居其後！
天剛破曉，王永民迫不及待地喚醒助手們，向他們宣布了一個新的決定：“放棄36鍵，立即動手搞26鍵。要幹，就得超過‘天龍’，拿出一個當今最好的方案！”
這個決定，再一次把已經到手的成果棄之如遺，把500多個日日夜夜的心血結晶付之東流；這個決定，是向這支精疲力竭的隊伍猛打一鞭，讓他們也朝著更加險峻的絕頂猛力衝刺。助手們驚愣了，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這4名助手都是小人物，有剛出校門的大學生，有待業青年，有工人。他們在工作中成長，而且傳染上王永民那種幹起活來不要命的脾氣，都知道跟著這位老師沒有完事大吉的一天。所以，他們很快理解了老師的意圖：攀登頂峰是曆史的使命。不忍痛割愛就無法前進！
又是一切從頭開始。白天，擠在旅社簡陋的住室裏，把資料捆當凳子，把床板、被子當桌子，將卡片之山推倒重編，7000個常用字，3萬個編碼，6萬個數字，一張一張地擺開，一個碼一個碼地校驗。夜裏，仍舊轉移到公司的會議室裏，氣溫已下降到零下14度，他們用大提包偷偷地從旅社帶來被子，裹著它抵禦深夜的徹骨奇寒。
減少10個鍵，現有各鍵位上的字根明顯增多，重碼字也急劇增長，最後衝刺的難度是相當大的。這無異於世界運動會上一場激烈的奪冠之戰，他們集中全部智慧和精力，誰也不敢有一絲喘息的機會，經過連續100來個小時的拚搏，終於拿出一個新的編碼草案。
快馬加鞭，繼續進擊，王永民又衝上了一個高峰。他從5萬多條詞彙中精選出常用的兩千餘條，輸入計算機。每條詞彙不管字數多少，和單字一樣最多擊鍵4次，進一步提高了輸入速度。這是又一項可貴的創造。
在保定50天，他們天天在和寒冷、疲勞、饑餓作鬥爭，一個敢在世界賽場上擺下擂台的方案，在迎接1983年的爆竹聲中誕生。這個方案把漢字的基本筆畫分成橫、豎、撇、捺、折5種，把漢字的字型分成左右、上下、包圍、獨體4種，把200多個字根分成5大類，每類5個小組，在英文鍵盤上形成了一個井井有條的由5區25個鍵位組成的“五筆字型”漢字輸入鍵盤。經驗證，它在字根的相容性、規律性和操作的協調性方麵，都進入最優值範圍。效能超過“天龍”，也甩下了美國、日本、香港的同行。
當年8月29日，“五筆字型”作為一項重要發明在鄭州通過省級鑒定。操作員對拿來的任選文稿，當場每分鍾打出96個字。40名專家評價這個方案：理論紮實，構思巧妙，輸入速度達到了世界最高水平。鄭易裏老先生專程從北京趕來，激動地宣布：“漢字輸入不能與西文同日而語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一年後的9月，王永民作為中國漢字電腦技術赴美演示團的主要成員，來到美國。從舊金山到洛杉磯，連續一星期緊張的展示活動，從紐約聯合國總部到弗吉尼亞，又是十多次場場爆滿的學術報告會。參觀者看到洋電腦裏居然出現一串串漢字，情不自禁地驚歎：“太妙了！”“簡直不可思議！”在聯合國總部，操作員每分鍾輸入120字的精彩表演，使那裏的官員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當即要求傳播這項技術。當月，美國的一些報紙和紐約的電視，作為一項奇跡，報道了“五筆字型”。北美《華僑日報》以大半個版的篇幅赫然寫道：“舉世稱難，今迎刃而解。”一些報道承認：“中國人最終解決了漢字輸入電腦的世界性難題。”“輸入速度快過英文”。
有一則報道，使身為中國人的王永民受到極大刺激。
1984年秋天，中國體育健兒肩負祖國重托，在洛杉磯的奧運會競技場上頑強拚搏，捷報頻傳。然而，德新社記者的報道上有這樣一段：
“新華社派了22名記者，4名攝影記者和4名技術員，在奧運會采訪和工作。全世界報道奧運會的7千名記者中，隻有中國人用手寫他們的報道”。
一手高擎金牌，一手緊握鋼筆，英雄的巨人，落後的工具，這是何等的不協調！
科學發展曆史告訴王永民：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把嶄新的技術交給社會，讓千百萬人熟練掌握。一個發明家如果不致力於推廣，社會就不能接受你的發明，你的發明也不可能在社會的檢驗中不斷優化改進，在推動社會前進中發揮作用。
已經擔任省計算中心副總工程師和省中文信息研究會理事長的王永民，毅然開始了新的跋涉。在省科委領導的支持下，他大膽地把活動的舞台搬到首都北京，那裏是我國科學文化中心，又是高技術成長的沃土，高屋建瓴，才能推廣。
那時候，一個做學問的人走向社會，搞什麼“推廣應用”，“征求用戶意見”，反會被人輕視，視為離經叛道。
普及推廣工作比發明創造更為艱巨。他自籌經費，租了府右街上一間不到14平方米的地下室，在這間幽暗潮濕的鬥室中，他辦公、寫作、搞科研，還要接待四麵八方的用戶和海外來賓。他經常一天工作十七八小時，不知白天黑夜，不覺四季更易，推出了一個個經過不斷優化改進的新版本，還開始了為海外炎黃子孫所渴求的“繁體漢字電腦係統”的研究。積勞成疾，肝炎、腎結石，心髒病不斷地纏繞著他，為了“五筆字型”事業不致中斷，他每次抱病外出講學，不得不寫好一份“遺囑”留給助手們……
一個從鄭州夾著小包來北京“跑單幫”的“盜火者”，要想在大城市站住腳跟，取得用戶的了解和信任，隻有靠自己的無限辛勞、一片赤誠。他跑遍京城，到一個個機關、部隊、學校、工廠去宣傳、演示，幫助培訓技術力量，有500人聽，他去講，隻有5個人聽，他也去講。同時，把軟件和漢卡送交一些單位試用，不要錢，隻要用戶的意見。
兩年之間，他向全國撒出千千萬萬顆種子。“五筆字型”隨著他的腳步走進了黨中央、國務院、外交部、郵電部等上百個中央機關和十幾個省、市，在國內300多家方案的角逐中，被專家們譽為“處在塔尖之上”。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樹大招風的厄運一直在追逐著他，有形和無形的阻力往往不期而至，他經常在毀譽之間沉浮。
使王永民受到意外而又致命打擊的，是1986年3月那次全國漢字輸入方案評測。當時，他放棄了應邀赴美訪問的簽證，參加了這項活動。誰知，一開始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眾矢之的。評測組用抓鬮的方法分配場地，他幸運地抓到了一個被人認為是條件最好的位置。一種奇怪的心理狀態把一些人膠合在一起，他們起哄了，硬說抓鬮有問題，在領導小組動員下，他不得不“顧全大局”，重來一次。
操作員也是用抓鬮的方法分配，水平參差不齊。盡管如此，“五筆字型”在整個評測過程中成績屢列榜首，奪魁在握。然而，評測的結果與客觀真實完全相反，“五筆字型”竟名落孫山，被排斥在11個“A類”方案之外。直接原因，據說是“五筆字型”一個成績較好的操作員，在充當替補隊員時，無意中打了原操作員的編號。這件在評測第8天發生並已處理過的事故，到50天後評測結束時，居然成了把“五筆字型”判處死刑的依據。
王永民和他的發明，一下子從“塔尖”跌入絕穀。全國五筆字型漢字輸入騰龍杯比賽的主要發起單位，撤回文件，宣布退出；大批的新用戶對“五筆字型”不屑一顧，另找“A類”方案，連他的助手們也相繼另謀生路，隻剩了常勝敏一人；“騙子”、“搞舞弊”、“弄虛作假”的帽子，又一次扣到他頭上，還傳遍全國。
陰冷的地下室裏，燈光暗淡，王永民的病勢越來越重，望著室內堆積如山的卡片和資料，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造福國家和人民，不相信一次不公正的評測能把他8年來的心血和成果付之東流。為什麼來自偏遠小城的發明創造會使一些人不能容忍？他懷著滿腔憤懣，寫了一篇6000多字的檄文。文中說：“雖然我的事業被暫時扼殺了，但我堅信，科學是不可戰勝的！燒死布魯諾的大火，未曾使地球變成發光的太陽，而地球也決不會變成宇宙的中心！科學既不能抹殺，也不能長期偽裝！曆史必將讓‘五筆字型’放出光華！”
他要奮爭！
評測剛過去一個月，北京又舉辦了全國首屆計算機應用展覽會。王永民支撐著孱弱的身軀，在幾個熱心的學生幫助下，拉著機器去參加展覽，被安排在“A類”之外的42號展台。他就在這個狹窄的角落裏向用戶宣傳、演示。“五筆字型”這幾個字吸引了過往的參觀者和其他展台的人群，一平方米的展台被圍得水泄不通，每天1萬份宣傳資料都被爭搶一空，42號展台成了展覽會上最熱鬧的“王府井”，“五筆字型”以自己獨具的優越性，抹去被蒙上的塵埃，重現光華。
頂著“內憂外患”，經過五載辛勤播種，“五筆字型”的科學性為實踐所驗證，實用性為用戶所信服，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和許多省、市相繼召開大會，印發“紅頭文件”，推廣應用。一個學習掌握“五筆字型”、加速漢字電腦化的浪潮，在全國掀起……
這些年來，各種漢字輸入法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五筆字型”始終高居“塔尖”，在國內是用戶和裝機機種最多的漢字輸入技術。隨著不斷優化改進，輸入速度也不斷提高，1991年的全國“五筆字型”大賽中，一名解放軍選手以每分鍾243字的速度創造了世界上罕見的奇跡；在近百名選手中，每分鍾輸入200字以上的占四分之一。“五筆字型”還是我國惟一獲得美、英兩國專利，惟一向世界出口的中文電腦技術，已經進入歐洲、美國、日本、東南亞……新加坡的華文報業也采用“五筆字型”，馬來西亞在開展新文化運動中出現了“五筆字型”熱。
這些年來，改革開放，大浪淘沙，多少名揚一時的人物，來去匆匆，如曇花一現。而王永民的名字前麵卻在不斷增添著令人羨慕的頭銜：“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他又是全國十大科技實業家之一，1988年國務院命名的十大勞模之一。
終於盼到了陽春三月，人間花開的一天！王永民想起大學畢業時寄給友人的那首詞，回顧從事“五筆字型”研究以來走過的曲折道路，提起筆來，以《五筆字型十年記事》為題，又填了一首《蝶戀花》：
躍馬昆侖風雪路，月照羊腸，生死憑誰訴。踏破雄關難歇住，一覽千嶂群英晤。癡夢十年栽鐵樹，裝點神州，無意飄香露。莫道青綠霜影暮，歡歌遍地花開處。
這首詞，是他十年奮鬥的概括和總結，也是他胸襟和理想的生動寫照。
“踏破雄關難歇住”。王永民把榮譽留在昨天，奮鬥、拚搏，將事業推向前進。在北京中關村的科學之林，由王永民創辦並任總裁的王碼電腦總公司一枝挺秀，它擁有10家分公司、兩家海外公司、百餘家代理商、數百個培訓網點，以“利國福民，走向世界”為目標，把“五筆字型”這項高科技成果更快、更大規模地轉化為生產力。
有人猜度：“王永民成了腰纏幾十萬、幾百萬的大富翁了！”一位新加坡客人按照他們國家的情況斷定：“像王永民這樣的大專家，有如此偉大而且應用廣泛的發明，至少是個千萬富翁！”
和所從事的事業相比，個人名利在王永民心目中顯得十分渺小！
1984年，在美國講學時，他就有過一次“奇遇”。
那次，他乘坐的班機剛從洛杉磯飛抵紐約，一位供職於紐約HT高科技公司的傅先生已在中國領事館等候了。原來，HT公司是一家開發漢字電腦排版印刷最新技術的公司，但是，如何把漢字高效率地輸入電腦，該公司同樣是一籌莫展。當王永民發明“五筆字型”的消息傳來，他們十分注意。如今發明者親自赴美，他們當然不肯放棄機會。第三天，在傅先生陪同下，王永民一行應邀到HT公司講解演示，公司的總裁和專家們看後大為讚賞，稱之為“一大奇跡”。此後，傅先生便帶了一項新的使命來找王永民，提出：“王先生，我們老板對你的發明十分讚賞，對你的學識評價很高，希望你留在美國……每年10萬美元薪水，錢可以存在這裏……”
10萬美金？留在美國？王永民用驚奇的眼光凝視著對方，然後，淡淡地回答：“這怎麼可能！”他想告訴這位“中國通”：“決不可能！絕無可能！‘五筆字型’是時代的產物，時代的財富，外國人需要它，祖國人民更需要它，我豈能拜倒在10萬美元腳下，把它拱手送給外國人！”
這位土生土長的專家，牢牢地把根子紮在祖國大地上。幾年來，國外常常來人來信，重金聘他出國合作，都被他一一回絕。
剛進入1991年，王永民又爆發出一條新聞。1月4日，他在人民大會堂宣布：為了讓“五筆字型”盡快地造福於社會，王碼電腦公司將本來可以產生百萬元效益的最新成果——“王碼5.0版漢字操作係統軟件，向國內不加密開放。”親臨會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嚴濟慈在講話中說：“作為一個科學家，這種精神難能可貴；作為一家公司，損失數以百萬計的金錢，為國家的現代化事業作出貢獻，在國內外電腦界也是沒有先例的。我們的社會應當提倡這種精神，應當表揚這個創舉。”
如果王永民不是將“五筆字型”無償推廣於社會，他的金錢將是位什麼數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