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百萬富豪的財富曆程
自然秦和充分利用了那10分鍾，並作了顯然是精彩而成功的發言。現在，她已想不起來自己當初講一些什麼，她隻記得自己激動的心情。最後，當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時，她的眼睛濕潤了。
很快，斯大林大街100號就熱鬧起來。公司以英、日、俄、法、德等幾十種語言互譯為主要經營方向，幾年來，幾乎獨攬了全省所有招商項目和中外合資項目的口、筆譯業務。秦和忘不了那些個緊緊張張的日子，她常常和同事們一起挑燈夜戰到天明。當一頁頁精美的譯稿打印裝訂好送到客戶手裏，秦和總有一種深深的陶醉。
黎明時分，當又一抹晨輝湧進辦公室的時候，曾經的夢想開始在秦和心中不安地湧動。她知道自己該行動了。
1994年末，正是整頓民辦教育的時候，秦和卻在為辦學的批件而奔跑。在省教委，她談自己辦學的想法和目的，也講了自己為實現夢想而付出和放棄的一切。教委的同誌被打動了，一位女處長拉著秦和的手說：“小秦，我們會幫助你的。先回去過好年，年後會有結果的。”
對秦和而言，那是一個難熬的春節。
1995年初，在早春的風中，秦和辦好了批件，開始了圓夢的行程。籌集資金、租賃校舍、購置設備、廣納人才，大事小情，全需她親曆親為。而資金，仍然是最主要的問題。她悶悶地回到家裏，一籌莫展。母親看出她的難處，將攢了一輩子的十幾萬元拿出來。四個都已事業有成的姐姐和剛從國外回來的弟弟也都拿出錢來，鄭重地交到她手上。一雙雙期待的眼神讓她感受到了親人的嗬護與支持。
捧著籌措來的250萬元巨款，秦和心中豪氣頓生。
這年9月，鞭炮聲中，吉林省華僑外國語專修學院正式成立。開始時，學院與一家培訓中心合用一座教學樓。中心給秦和提供場地，秦和則為他們培訓。秦和依舊執著地堅持著自己的辦學標準，即培養既精通外語又熟諳管理且具備良好心理素質與公關意識、綜合素質高的實用型、複合型外語中高級人才。然而，一個又一個難題還在困擾著她。她的大腦必須不停地運轉。有時她覺得累，真想躺下去美美地睡上3天3夜。
秦和已經想不起來自己見過多少人、說過多少話了。她隻記得自己後來變得特別怕見人也特別怕說話。但她更知道自己已經停不下來了，就像她駕駛著飛車來去匆匆一樣。
1996年初，秦和一筆一筆地跑著貸款，教學樓也在一點一點地升高。
有一次，承建教學樓工程的老板找到她，毫不客氣地說：“錢不到位，我隻能停工了。”停工是最令秦和痛苦的事情，她瞪大眼睛：“我們不是商談好明天上午10點前資金到戶嗎？”
“可你怎麼保證資金能準時到戶呢？”老板的嗓門很粗。
“請你相信我。”秦和說。
老板甩手而去。
第二天上午10點不到，銀行通知資金已到戶。那老板很不好意思。秦和卻已經忘記了前一天的爭執，也不提停工損失的事，讓那老板大為感動。這就是秦和個性中寬容厚道的一麵。她相信，隻要多一些理解，人生就會明亮起來。燦爛的陽光將照亮你的人生之路！
1996年9月，秦和的華僑外語專修學院遷入新址。新校舍的建成前後隻用了5個月。
回憶往事，秦和隻說了一句話：
“經曆了建新校舍的一切，已經沒有任何困難值得我畏懼了！”
如今，那片曾經無比荒涼的土地上，已矗立起一座現代化的校舍。校園裏的氣氛緊張而活潑。借鑒國內外優秀的大學體製和教學經驗，並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秦和提出了華僑外院的辦學特色：封閉管理，綜合培養，外教主講，小班授課。
作為中國目前最年輕的民辦大學校長，秦和依然在風風火火地忙。有人說事情已經辦得差不多了，勸她好好休息、調養一下自己。秦和說不能。“我還有很多的事要做，還有很多的計劃要一個一個去完成。再說，21世紀就要來臨。我知道自己與就要到來的世紀有一個約會。我不能停下來，我要趕著去赴世紀之約。”
□袁嶽：零點調查公司的創始人
法學專業研究生畢業以後，袁嶽在司法部一呆就是四年半，主要的工作是替部長起草各種報告。期間到農村普法一年，又在部裏的資料室坐了一年。就在這一年裏，袁嶽寫了5本、翻譯了兩本法律方麵的書，並且都得到了出版，這是典型的化知識為資本的範例。
1992年9月，就用那出版書得到的4萬元錢，袁嶽成立了“零點市場調查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包括袁嶽在內隻有4個工作人員，都是袁嶽在各種場合搜羅來的“有識之士”。這種小額個人資本投入，同仁組合是中國民辦市場調查機構的普通創業模式。目前，以這種方式成立的民辦調查機構約700多家，占到整個市場調查行業800餘家總量的80%強。而在這些為數眾多的競爭對手中“零點調查”是已經形成一定規模，具有市場影響和品牌效應的為數不多的幾家之一。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Linn Curry女士所說的那樣，“今天要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有必要提到當地的零點調查。”
除了設在北京的總部，“零點調查”還在上海、廣州、武漢設有分公司，並在其他32個城市設有訪員工作站。工作隊伍從最初的4人發展到今天的有全職研究人員50多人，全職行政人員10多人，兼職大學生訪問員3000多人，兼職專家訪問員60多人。1998年，“零點調查”的營業額達1200多萬，這在整個行業中都屬佼佼者。公司主要客戶包括美國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荷蘭飛利浦公司、日本三菱等50餘家跨國公司，國內客戶也是零點調查業務的重頭，包括一些重要政府部門與媒體及知名企業公司，如：國家和社會保障勞動部、北京市政府、中央電視台、南方周末報、好孩子集團、北汽福田公司、萬科集團、北辰集團等等。
在短短的不到七年的時間裏，袁嶽是如何把“零點調查”從一隻小羊羔哺育成中國民辦市場調查機構的領頭羊的呢？
“我們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打基礎。”袁嶽非常坦誠地告知他的成功經驗：“整整三年的時間，公司員工從4個人到6個到9個到12個到18個，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緩慢的增長率，但這是形成穩定牢固的企業文化的必要條件，如果一下子招很多人很快就會把剛剛形成的還很薄弱的企業文化弄亂。並且企業的前三年我都是投入，第一年投了68萬，第二年投了30多萬，第三年投了9萬，之所以越投越少當然是因為生意越來越好。前三年我們選擇的項目都是投入大大高於產出的項目，但都是一些會帶來遠期定單的具有生產力的項目，就是所謂的‘種子項目’。好比我們受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委托而做的關於全國私營企業的調查，我們訪問了500多位全國各地的私人老板，其中30%成為我們的私人朋友，他們如果需要市場調查，首選是‘零點調查’的概率就非常高。與此同時，全國工商聯也成為我們重要的穩定客戶。”
在一個普遍急功近利的時代和社會，有著長遠經營戰略頭腦的袁嶽就是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了一條成功之路。到了1995年，“零點調查”開始盈利，最直接的體現是作為公司的惟一貨幣資本投資者，袁嶽個人開始有能力購置了房子和汽車。辛勤耕耘終於開始有收獲。但是，“最近期的重要目標是要使公司的骨幹職員也要擁有房子和汽車”，袁嶽強調說。事實上早在1993年，袁嶽就認識到了智力資本要比貨幣資本重要，並且真的很果斷地決定把公司全員股份化。這個舉措在當時即使是在整個中國的範圍也是具有革命意義的。
中國文化中人治的成分很濃，往往成功的機構和企業會因為當家人的離開而迅速跨掉。對此有清醒認識的袁嶽一直在努力。現在的“零點調查”已是一個有初步生命力的，袁嶽離開後能夠自行運作的公司了。“革命理想與眼前好處相結合”是零點調查的文化，也是一個繁榮的正當經營與有吸引力的個人成就機會的有機結合原則，“我們要努力實踐社會與市場的研究，由個體的、單一的、封閉式的、農業化的方式的轉化，中國知識分子個體精英很多，但精英團隊極少，即使我們隻有中級人才在組合團隊時可以利用，也會比知名的學者個體有極大的優勢。”袁嶽自信地強調。
目前“零點調查”的主要財源幾乎都來自跨國公司。說起中國企業寧可大把大把花錢做廣告而不願做一些踏踏實實的市場調查，袁嶽體現出了智者的冷靜：“中國企業家急功近利的心態實在太嚴重，你看好了，在中央電視台競投標王的，最後肯定都不行。中國企業家太缺乏智者了。也許最後100個中有99個會死掉，剩下那一個就成了。”那99%還沒有任何危機感卻已被袁嶽預言了命運的企業，就問有沒有辦法挽救他們，袁嶽的冷靜和清醒與責任感有點使人想起魯迅：“沒有辦法，行為模式的轉變是最難的。誰都知道吸煙不好，但有幾個能真正戒掉的？隻有等到得肺癌了才知道晚了。這是人性。我所能做的是幫助那些知道滅頂之災即將來臨的，願意努力改進的中國企業。如果對所有的人都有責任感，結果肯定什麼也做不好。”袁嶽認為，在麵對新挑戰時，勇敢地反思、懷疑、挑戰和否定自己的決策模式，會使自己獲得新的機會，以民意研究為基礎的決策方式正是一種否定以往的以決策主體意願方式為基礎的決策方式，“正如《聖經》中說的，要得著生命，先要舍去生命。”
對於目前中國社會的分析，袁嶽認為社會空間與自由度的越來越大是必然趨勢，這時候慢慢就會有一些社會理想的人想做並且開始做一些事，這樣就會形成示範效應。於是社會的大多數才會跟隨。
有著社會理想的智者袁嶽卻是一個單純的人。因為他的需求很單一：“Research is my life job（調查是我一生的工作。）——已接受哈佛大學邀請明年去學習一年公共管理的袁嶽英語非常棒；同時他也做到了幾乎是人生最難的事：說出來的話一定是他想說的話，不然就沉默；還有一點也是往往隻有單純的人才能做到的：直接。
單純的人與有理性的智者在我們社會與文化中都屬於稀有品種，而單純的智者就更是幾乎快絕種了，袁嶽便是其中的一個。
段祺華：5年為中國人挽回5億美元
段祺華1983年從華東政法學院本科畢業，那時他想走一條知識分子之路，讀碩士、博士，然後留在學校做個教授。讀碩士學位時他還做過文學夢，出版過中篇小說《心靈的震顫》。後來，他有機會到香港翁餘阮律師行學習，學習期間，他認識了一些律師朋友，對律師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回到上海，他辭去了華東政法學院香港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到上海一家涉外法律事務所幹起了律師。可惜的是，那時上海涉外業務少得可憐，段祺華不甘心整天拿著150元人民幣的月工資在辦公室睡大覺。1988年，他自費到美國深造。
1990年，段祺華拿到了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碩士學位。他當時的畢業論文寫的是《論在中國開辦私人合夥律師事務所的可能性》。想不到，美國導師嘲笑他異想天開，隻給他打3.2分。導師說：“你要是真的在中國開辦了私人律師所，我給你打滿分，而且把我的位置讓給你。”段祺華告訴老師：“我會試試看。”
1992年，當段祺華決定離開美國回中國開辦律師所的時候，他的朋友都不理解。大家都說，在美國辛苦幾年，終於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做了美國的中產階級，何必要回去受苦。但段祺華還是堅定地帶著他所有的家當回了上海。
當時，他提出的創辦私人合夥律師事務所的想法受到許多阻撓，但段祺華沒有灰溜溜地回美國，而是堅定地留了下來。他堅信，一個開放的國家需要不同類型的律師事務所。1992年11月，他終於得到中國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等部門的批準，成立中國第一個由留學生歸國開辦的律師所。1993年4月，段祺華和夫人段周琪合辦的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在上海浦東正式掛牌。次年，“段和段”在美國西雅圖的分所開張營業。
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裏，一個精致的鏡框中鑲嵌著一封白宮來信，這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於1993年7月15日在“段和段”律師所開業時寫給段祺華的。信中寫道：“親愛的查理·段先生（段祺華的英文名字），非常感謝您告知我貴事務所開業的喜訊，在此祝願事務所萬事順利。”後麵是克林頓總統的親筆簽名。
1992年，正值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克林頓在競選綱領中把貿易與政治混為一談。此時，就職於美國威廉·克斯諾及吉布斯律師所擔任中國法律顧問的段祺華再也坐不住了，他提筆給克林頓寫了一封長信，力陳貿易必須與政治分開，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不能改變的理由。1993年1月14日，段祺華收到了已經當選為第二任總統的克林頓的回信。信中說，他感謝段給他寫信，作為總統，他在對中國政策的重大決定時會考慮各方麵的意見，也包括段在信中提的想法……
收到克林頓的來信，段祺華自然非常高興。但一位美國友人開玩笑說，在美國，收到由總統親筆簽名的信才算本事，而段祺華收到的隻不過是電腦簽字的信件。時值1993年4月，段祺華正在為“段和段”律師事務所開業作準備，於是親自給克林頓寄去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說：“總統先生，我現在離開美國返回大陸去辦‘段和段’律師事務所，由於我們所代表美商客戶，貿易最惠國待遇至關重要，如果您取消了這一待遇，美國公司得撤回老家，我這個小小的事務所也就難以為繼了……”
信發出幾個月，一直沒有消息。就在段祺華差不多忘了這件事的時候，6月，克林頓總統宣布無條件延長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7月，一封由克林頓親自簽名的來信送到了段祺華的辦公桌上。
1998年克林頓總統在上海訪問期間，段祺華作為中國律師代表兩次受邀參加有關活動。在克林頓總統與美國商會代表的早餐會上，總統身邊的法律助理還特地向總統介紹了段祺華和他的“段和段”。開業幾年，“段和段”已參與引進外資十多億美元。
90年代初，美國司法界發生過一起轟動一時的中國勞工賠償案。該案係塞班島一家美國公司，因克扣中國勞工工資而遭到美國勞工部的起訴，最終美國法院判這家公司賠償中國勞工共1200萬美元。由於此案涉及中國勞工2300人，且大部分勞工已經回國，因而美國勞工部決定通過招標的方式選定一家律師所具體承辦賠償金的發放工作。剛剛成立不久的“段和段”律師事務所接到邀標後，用了兩周的時間設計了三套方案，向美國勞工部遞交了一份長達60頁的標書和律師合同，並最終中標。
根據勞工部提供的資料，2300名中國勞工來自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農村或山區，尋人工作真如大海撈針。依照美國法律，如果在規定期間找不到勞工本人來領取賠償金，便要將款項收歸美國國庫。“段和段”先後在華東、華南等地的10多家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廣告費足足花了70多萬元人民幣。因為這個項目的律師費是包幹製，有人認為段祺華瘋了，這不是做賠本買賣嗎？可段祺華說，就算賠本，也要把這筆錢送到中國同胞手中。
一連幾個月，“段和段”的律師們每天工作16個小時，分頭到上海、汕頭、廈門等地發放賠償金。在汕頭發放第一期賠償金的最後一天，一名女工因為生孩子，讓父親代為前往。但按照規定，賠償金必須本人領取。為了等女工親自到來，律師們更換了回程機票，一直等到女工領取賠償金後才返回。
美國勞工部專門派員監督了整個發放過程，經過兩期發放，整個賠償金的發還率達96%，連美國勞工部的官員都讚歎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跡”！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說：“段和段”無可挑剔。
此案成功的辦理，使得新生的“段和段”律師事務所被世界最著名的法律雜誌《倫敦國際金融法律》列為1000家國際性律師事務所之一。
1995年，段祺華的律師事務所又漂亮地為上海玩具公司打贏了一場拖了8年之久已經成為鐵案的索賠案。該案發生於80年代初，當時上海玩具公司受托生產美國帝國玩具公司的塑料玩具彈弓，產品在美國銷售後，發生了幾起彈弓傷人事件。1986年美國帝國玩具公司在美國聯邦加州地方法院起訴上海玩具公司，要求中方賠償。由於當時國內律師事務所不熟悉美國法律，又因無法出國辦案，以至應答對策有誤。1989年10月，美國當地法院作出缺席判決，要求上海玩具公司賠償138萬美元，以後又加上利息需賠償200多萬。段祺華接手此案後，用了將近一年時間，為客戶製定了上百頁的有理有據的訴狀，列數了7大抗辯理由，終於打贏了這場官司，為國家挽回了200萬美元的損失。此案的勝訴轟動一時，國內外都做了大量報道，國內已將此案列為著名的案例寫進了司法教科書。
1996年段和段律師事務所還承辦了上海開埠以來最大的一起越洋官司。美國H公司為抵賴對中國抽紗進出口公司200萬美元欠款，惡人先告狀，反告中國抽紗進出口公司侵犯H公司的版權，索賠1.35億美元！此案錯綜複雜，險象環生。段祺華配合中方的當事人，曆時7個月，反複與美方的當事人和律師較量，終於使美國法庭作出有利於中方的判決，使得H公司無條件地撤訴，並歸還了200萬美元的欠款。這次跨國訴訟，伸張了正義，討回了公道，大長了國人誌氣。
5年來，段祺華先後承辦重大涉外案件15件，為中國當事人避免經濟損失5億多美元，代理索賠2000多萬美元。曾經身處異國他鄉，曾經飽嚐別人冷眼的段祺華，一直都希望用手中法律的武器去保護自己的同胞。
28歲的蘇建華是上海金山石油公司的建築工人，1994年2月1日，在施工中被一鋼柱砸壞了脊椎，造成高位截癱。金山公司支付了20多萬元的醫療費。1995年，金山公司向上海中院起訴，要求承銷這肇事鋼柱的美國CC公司給蘇建華以賠償。段祺華作為CC公司的代理人，在研究了案情後，認為CC公司隻不過是承銷商，不應負此責任。他建議原、被告應聯合起來，去美國告鋼柱的生產廠家。想不到這一建議被蘇建華一口回絕，認為段祺華在耍花招。本來，段祺華隻要照常打官司便行了。但想到要與一個後半生生活無著的年輕人對簿公堂，而且結果很可能是蘇建華敗訴，他就感到自己有責任幫助這個年輕人得到合理的賠償。於是，他讓夫人段周祺律師到蘇建華家與他談心。“段和段”的真情實意終於打動了蘇建華，他同意讓段祺華為他代理這場官司。
在法庭上，對方律師不屑一顧地說，中國工人不值錢，1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已經足夠了。段祺華嚴厲地說：“你不要用10年前的眼光來看現在的中國。10年前我的當事人每個月60元工資，現在已經2000多，照這個發展速度，你該賠500萬。你看70年代的韓國和日本，可現在日本工人的工資已超過美國工人。1988年我當律師時的工資是150元人民幣，現在我的秘書一個月工資超過3000元，而我的工資可能比你們在座的美國律師都要高。”段祺華的話令對方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架子，最後提出和解。這一次，他為蘇建華索回29萬美元的賠償。
□瘋狂李陽，瘋狂英語
1998年6月20日晚7點。北京圖書館報告廳。一個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年輕人手執話筒，振臂大聲喊著英語，台下近千名學生、幹部、警察，還有下崗工人臉上留著大汗手裏拿著卡片扯著喉嚨跟著大吼。“瘋了！這幫人全瘋了！”北圖一個管理自行車的老大爺說，“北圖像這樣熱鬧的場麵少見。”
這個瘋狂的場麵正是李陽瘋狂英語講座。那個領頭的“瘋子”便是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一位北京化工大學的大學生說，他已連續聽了李陽的六次講座了，幾乎場場人滿為患，很多人都是坐在地上和過道上，尤其是4月30日在太廟大殿前那場，連好多外國留學生都喊了起來。
“李陽的瘋狂英語已在各高校刮起了旋風，晚上每到熄燈後，學生宿舍裏喊英語的聲音此起彼伏，搞得管理員禁止也不是不禁止也不是。”北圖門口一個大學英語教師說。這位老師還說，今晚我們好多英語老教授都來了，也都瘋了一把。
除了聽李陽瘋狂英語，更令人激動的是，李陽的很多話在激勵人們關心國家，振興國力，推廣中國文化，塑造現代中國青年人格。“他的話很煽情。”另外一位姓程的大學生談到。
“每次講課之前，我的嗓子都已經啞得不行了，但隻要一進會場，看到這麼多熱心的朋友，我便不顧一切地瘋狂了。通過義講募捐，我要在中國貧困地區捐贈一百所希望小學。”義講期間，李陽向聽眾出售兩元一套的學習卡，所有資金全捐贈給希望工程。“現在的錢離捐贈一百所希望小學還很遙遠，我下一步馬上要去南京、山東推廣，繼續努力。”
這就是李陽。瘋狂的李陽，熱心的李陽，成功的李陽。
李陽在回憶自己走過的路時，卻一臉的平靜。少年李陽沒有半點要出人頭地的預兆，相反卻是不堪回首。
少年李陽羞澀內向，尤其是怕見生人。長到十幾歲，親戚朋友都不知道他家還有這麼大一個孩子。隻要一聽到電話響，李陽必躲無疑。李陽為了不給父親複述電影內容，而寧願多年不看一次自己喜歡的電影。至今李陽右臉還留有一塊小傷疤，那就是因為有一次患了鼻炎送到醫院治療，但由於不小心治療器漏電燒傷了臉，可是出於害羞，李陽死也不願告訴家人和擦藥。
李陽本人說，一回想少年時代，就是自己作業完成不了，被老師責罰留堂，自己低聲認錯。可到了第二天，又是照樣一錯再錯，舊“事”重演。
慶幸的是，李陽在家人的逼迫之下，幾次退學不成，熬過了高中，又陰差陽錯地上了蘭州大學力學係。大學裏李陽並沒有換了個人，還是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學校規定曠課70節將麵臨開除的危險，而李陽很快便曠了100節課，差點被逐出大學校門，李陽的差勁並沒有排除英語。誰都難以想像，今天的英語大師的英語卻曾經是一個連及格都要補考才能達到的人。李陽英語連年不及格，一學期有五門要補考。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連李陽也不敢相信，但它確實已成事實。
一直到大學二年級的全國英語四級考試給了李陽一次成功的契機。為了通過四級拿到學位證書，李陽不得不強打精神每天早上學習英語。為了集中精力，他幹脆跑到學校烈士亭大聲喊背英文。這一喊，讓他發現這樣特別不易開小差，效果不錯。幾個星期後，李陽抖起膽子去了學校英語角，英語說得還有點樣子。李陽的變化引起了同學的驚奇，並不斷詢問是如何提高這麼快。李陽隱隱感覺到了什麼。從此，每天中午，烈士亭都傳出了李陽瘋子似的喊叫，整整4個月，風雨無阻。有時為了增加膽量，李陽腳拖46碼特大號美國勞工鞋，穿著肥大的褲子，戴著耳環，在校園裏走來走去，任同學們笑話或議論。李陽終於在大喊中複述了近十本英文原著。被嘲諷為“瘋子”的李陽不但通過了四級考試，還一舉拿了全校第二。
最令李陽恐懼和厭煩的英語給李陽帶來了成功的喜悅。李陽瘋狂的故事終於開始了。
李陽有一句格言：I enjoy losing face！（我熱愛丟臉！）李陽的成功故事便是不怕丟臉。“成功人的常態在普通人看來就是變態。”“越是艱辛我越興奮。”李陽說。
為了突破自閉的性格，李陽決心從英語挑戰自我。他最不愛當眾說話，但又渴求當眾說話。他把自己的學習心得寫成40多頁的演講稿，要在全校大聲演講。他讓同學貼出海報，說有一個叫李陽的小子要開一個英語學習講座。那晚，用李陽的話說是“緊張得想嘔吐”。可是，他還是登上了講台，氣喘籲籲完成了演講。演講卻意想不到成功了。此後，李陽走出校園的幾十場演講，讓李陽成為一個很知名的校園名人了。“瘋狂！百分之百的投入！忘我！忘物！忘時！打破傳統，突破極限，挑戰潛能！”李陽開始總結瘋狂英語學習方法，也用來不斷挑戰自我。
大學畢業後，李陽在西安西北電子研究所當了一年半的助理工程師。每天清晨，李陽的第一件事就是衝到屋頂平台，大喊英語。一年半後，他從一千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調入了廣東人民廣播電台英文台，成為惟一一個沒有專業英文學曆的播音員，並擔任新聞播音員和“TALK SHOW”（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同時主持廣州電視台的英語新聞節目，是廣州地區最受歡迎的英文播音員。就連老外也為李陽地道的英語所征服，美國的ABC廣播網、英國的BBC、香港電台（RTHK）、日本放送協會（NHK）、蘇格蘭國家電視台及加拿大廣播電台都做過李陽的專訪。
在前年底，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顧問理查德·布什在廣州作題為“克林頓當選總統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製定過程”的重要演講，李陽因出色的翻譯，收到了美國外交委員會主席漢密爾頓親筆信，讚揚他卓越的英語水平和為中美兩國做出了極大貢獻。美國總統特使、商務部長布朗訪問廣州時，李陽是主控室惟一的中國譯員。對於很多專業領域的翻譯，李陽照樣不失風範，在’94世界移動通訊國際會議的27位發言者的同聲翻譯中，李陽更是令同行刮目相看，因為發言內容中的專業名詞和術語十分多而且難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