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件事中，旅客王某無疑起了極為重要作用。他本人已經識破了騙子的伎倆，不會上當受騙了，但他並不滿足於此，而是“多管閑事”，及時戳穿其騙術，中止其詐騙行為。另外，賓館經理石某，顯然也是一個愛管“閑事”的人。在騙子已經離開、“禍水”已經外流的情況下，他仍然不依不饒，跟蹤追擊，直到騙子無路可逃，束手就擒才罷休。可以肯定，從王某到服務員，從石某到司機，直到巡警，隻要其中任何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感或職業敏感稍稍差勁一點，騙子李某就完全可能在人們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再易地行騙，給社會和他人造成損失和損害。
再看一下另一起轟動全國的大案——“長城”公司非法集資案。“長城”公司利用高出銀行利率幾倍的回報率為誘餌，騙取了成千上萬個單位和個人的幾十億元人民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影響。其實，“長城”公司的詐騙行為，並不是無人覺察的，早在案發前三年，公司“總裁”沈太福就曾前往南方某市，以偽造銀行資信證明、工商營業執照和國家有關部委文件的方式，試圖騙取當地的一筆巨款，但該市經濟合作局等部門一眼識破了他的騙術，果斷地停止了與他的業務合作。此後，另有一些警惕性較高的單位和個人，也曾成功地抵製了沈太福的陰謀，從而避免了相當數額的損失。但是，和所有騙子一樣，沈太福深諳“打一槍換一眼”的騙術。在一個地方碰了壁，在另一些地方卻僥幸得逞了；在一些人那裏被撕破了畫皮，在另一些人那裏卻蒙混過關了。直至最後，他欲壑難填，胃口越來越大，把持“長城”公司，大肆非法集資，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將這兩件案子結合起來看，會得出很深刻的教訓：李某和沈太福，一個是小打小鬧的“小字輩”，一個是日進鬥金的大“總裁”，從“檔次”上看，二者不可同日而語，但兩人本質上都屬於騙子之列。李某和沈太福行騙之初，分別都碰了一鼻子灰，所不同的是，李某在王某、石某等人的窮追猛打之下很快完蛋了，他行騙的第一次也就成了最後一次；而沈太福則“幸運”多了，他的第一次（以及以後的若幹次）失利，似乎並沒有給他的“事業”帶來多大影響，並沒有使他像李某那樣，被追得東躲西藏，狼狽不堪。究其原因，那些識破了沈太福的騙術的單位和個人，大多僅僅滿足於自我保護，使自己免於受騙，而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向有關部門檢舉他的欺騙行為，或向社會公開戳穿他的騙術，以此告誡眾多的不知情者提高警惕，讓那些尚且蒙在鼓中的人及時警醒。試想，假如當時的明眼人都能像王某那樣，不滿足於自己不上當受騙，而是以戳穿騙子的陰謀為己任，那麼，沈太福肯定早就原形畢露了，又何至於如此大規模、長時間地呼風喚雨、為患作祟呢？
在這裏說起這兩件案子，是想說明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告密”不但是無罪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這裏說的“告密”，不是指那種專門費盡心思刺探“情報”，打聽別人隱私，再偷偷摸摸地向老師和領導彙報的行為，而是指像那起小案中的旅客王某和賓館經理石某那樣，一旦發現了不法分子的不法企圖或不法行為，不但要善於保護自己不受侵害和損失（如王某不買李某的“祖傳之寶”，石某機智地尋求司機和巡警的幫助），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立即采取果斷行動，及時把情況向有關責任機關和職能部門報告，以使他們能迅速掌握不法分子的動向，最終製止不法分子的非法行為，最大限度地保護社會和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大家要清楚，“告狀”與“告密”是不同的。“告密”的事大多和自己關係不大，正像上麵騙子李某的騙局被旅客王某識破，王某自己不會受騙了。因此客觀地講，李某的騙術和王某是沒有多大關係的，隻不過王某出於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感，要出來管這件“閑事”，才去向賓館服務員“告密”的。“告狀”則不同，所告的事多少都和自己有關，所以我說，“告狀”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