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內的事與分外的事
關於“責任”一詞的概念，新版《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①分內應做的事。②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因而應當承擔的過失。這兩個義項的意思是統一的，都強調了一個人分內應做的事。當我們對某人說“這是你的責任”時，是指他的職務、角色、分工、技能等因素決定了他應該把某件事情做好。舉例來說，公安局長的責任是全麵管理好所在地區的社會治安；家庭裏父親的角色決定了他的責任之一是給孩子樹立起一個堅強、正直的榜樣；公共汽車司機的責任是保證汽車安全行駛，售票員的責任是向乘客出售車票，並維護車廂內的乘車秩序；火車上如果有乘客突然生病，乘客中的醫務工作者就有責任前去參與診斷治療……相應地，如果某人沒有做好分內的事，人們便有理由要求他對此承擔責任。
以上是關於“責任”一詞的最基本的理解。實際上，社會生活是異常豐富複雜的，隨著時間、地點、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對於責任的界定往往會產生某些歧義，也就是說，分內與分外的界限有時會變得模糊不清。這裏我們主要討論的是，有些看起來是分外的事，到底該不該也去把它做好？
1994年夏天，遼寧西部地區發生了三十多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威脅，由於各級政府組織搶險及時得力，兩萬多受災群眾無一人傷亡。可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是，7月14日淩晨，帶領幹部群眾奮戰在抗洪救災第一線的錦州市市委書記張鳴岐同誌，突然被無情的洪水衝走，最後光榮犧牲。這一噩耗頓時使全體錦州人民陷入了無盡的悲痛之中，也極大地震動和感染了全國各地的幹部群眾。此後，黨和國家高度肯定了張鳴岐同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質，號召全國人民都學習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無私奉獻精神，他的光輝事跡與雷鋒、焦裕祿、孔繁森等人的英雄模範行為一起，鑄成了中國當代曆史上的一道不朽的豐碑。
然而就在人們沉痛悼念張鳴岐同誌的時候，有極個別人卻發出了一種異常的論調，說什麼“市委書記本來就不該上前線，他死得不值”。這種怪論立即激起了人們的義憤。不過平心而論，說這話的人至少有這麼一條“理由”：作為一個市委書記，當時的責任在於把握抗洪救災的全局，協調和指揮全市各地方、各方麵的搶險行動，這些工作在辦公室裏就可以完成，根本沒有必要親自奔赴抗洪搶險第一線。這種說法實際上把市委書記在洪澇災害麵前的工作分成了“分內”與“分外”兩部分——在辦公室裏坐鎮指揮是“分內”的事，親臨前線則是“分外”的事，張鳴岐是犧牲在“分外”的事情上，所以死得不值。
這裏的關鍵問題在於：張鳴岐在幹好“分內”工作（他一直在從總體上科學有效地指揮全市的抗洪搶險工作）的基礎上，應不應該、有沒有必要去幹“分外”的事？進而言之，張鳴岐以市委書記的身份親臨抗洪搶險第一線，這到底算不算是分外的事？
對於分內工作與分外工作，有的人還有一種形象的分法：認為上班幹活是分內工作，下班以後的事情是分外工作，上班時的分內工作應該幹好，下班後的分外工作可幹可不幹，如果要幹，便是可以幹好，也可以馬馬虎虎敷衍過去。現在姑且用這種分法來衡量張鳴岐的犧牲。我們知道，上班下班的區分，是針對坐班製度而言的，但是我們有很多工作，采取的不是坐班的形式；即便表麵上是坐班製度，實際上也沒有嚴格的上下班之分。市委書記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他的共產黨員的身份，以及他身上擔負的黨和人民的重托，內在地要求他必須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地努力工作，他的工作不應該也不能有上班下班之分、分內分外之分，特別是在麵臨嚴重局勢和緊要關頭的時候，張鳴岐身為錦州市委書記，正是以這種“過分”——“超過分內”——的高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的。事實上，他的行為的偉大之處正在這裏，他的高度自覺的奉獻精神的震撼人心之處也正在這裏。
所以我們說，做好分內的事，是一種責任；主動做好分外的事，也是一種責任，而且是一種更為可貴的責任。特別地，當分內工作與分外工作沒有實質性區別的時候，無條件地、不計任何回報地把工作做好，則是一種至為難得的責任。分內的事，大多是家庭、社會的一些“硬指標”，以及我們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強迫”我們去做好的；分外的事，卻主要是我們對家庭或社會的一種義務感，或者純粹是我們內心深處的良知要求我們去做好的，它不是“強迫”的結果，而隻是一種軟性約束，我們如果不願意去做，或者沒有盡力做好，一般也不會受到法律製裁，頂多受到道義上的譴責，但是，一個對自己、對社會高度負責的人，一個品德高尚、無私無畏的人，是不會滿足於隻是機械而被動地做好分內事情的，他必定要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必定會像張鳴岐那樣，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作出最輝煌、最有價值的選擇，沒有絲毫遲疑，永遠不會後悔。
善待“老人言”
電視上曾經播放過一則事例：某市一群平均年齡不足15歲的少年，從偷竊開始發展到搶劫超市，短短的一年多時間作案三十多起、案值幾萬元。當記者采訪他們，問道：“你們在做這些事時沒考慮後果嗎？不怕坐牢嗎？”孩子們的回答卻令人始料不及、發人深省：“我們知道這件事是犯罪，但我們不夠年齡，不會怎麼樣的。”無獨有偶，也在同一時期某地初中學校相繼發生了更為嚴重的血案。一個是對老師的教育不服，為圖報複，提刀衝進校門當著眾多師生的麵，突然襲擊將老師砍成重傷。另一個是放學後在公園因口角導致持械群毆，造成一死兩傷的惡性案件。據參與調查的知情人透露，製造這兩個血案的孩子們與搶劫超市的孩子們的法製觀如出一轍——我們知道是犯罪，但我們不夠年齡，不會怎麼樣的！孩子們的“坦然”激起了關注孩子未來者們的思考，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還是我們的製度撤除了孩子們行為規範的底線？作為從教一線的教師，我們能否給出權威的答案。但是，縱觀當今孩子的成長環境，我卻深切感受到，當今社會賦予孩子的責任似乎太少，不給孩子承擔責任的機會，孩子的責任心是難於養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