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冊是身份證，品牌是通行證，責任是生死證。
——牛根生
如果問，100年後蒙牛依然可以存在的第一條件是什麼？回答還是兩個字：責任！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牛根生表示：注冊是身份證，品牌是通行證，責任是生死證。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構體係中，有的屬於量力而行的“軟責任”，有的則屬於不折不扣的“硬責任”。對於今天的企業來說，不僅企業的產品需要是綠色的，而且企業的生產過程也必須是綠色的，因為人們不相信一個對環境不負責任的企業，對國家民族不負責任的企業，會對消費者真正負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誰負大責任，誰就能成為大品牌；誰負小責任，誰就隻能做小品牌；誰如果不想負責任，那就隻能通向“慢性死亡”。
蒙牛廠區的生態建設是世界一流的，環保工程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這是因為蒙牛所有的規劃基本上都是按照100年的壽命周期進行設計的。用發展的眼光看，是否承擔綠色責任、環境責任，已經不再隻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關係到企業有沒有“國籍”、會不會被開除“球籍”的大問題。
責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創業以來，蒙牛承擔了廣泛的社會責任，有20多項指標在全國同行業中排名第一，比如直接安排的就業人數、年均納稅額、年均奶款發放額、年均社會捐款數，均居全國同行業第一。蒙牛承擔責任的範圍不僅是國內的，而且是國際的。因此，才贏得了全球乳業發展的最高速度。在一個全球經濟大循環的體係中，注冊有國界，但責任無國界，企業隻有先做好“世界公民”，然後才有可能成為“全球公司”，責任和舞台永遠成正比。
牛根生先生和許多大型國企老總和私企老總最大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他風趣幽默的語言風格和事事親力親為的做事態度，還在於他獨特的金錢觀。2005年1月，牛根生說服家人，捐出了在蒙牛所持的全部股份，創立了“老牛專項基金”。企業家捐出全部股份的，牛根生屬全球首例，故被譽為“全球捐股第一人”。
“老牛專項基金”采取一種全新的製度設計：股份所有權歸“老牛專項基金”（牛根生的家人、家族不能繼承），表決權歸現任或繼任蒙牛董事長，收益權歸“老牛專項基金”管理委員會，這既不同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傳統製度，也不同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製度，而是開辟了股權設置上的“第三種製度”——所有權、表決權、收益權“三權分設”的創新模式。
“老牛專項基金”管理委員會為基金的決策機構。其成員由社會賢達人士、政府官員、企業界人士組成。其決策模式采取民主表決製，管理委員會各成員既擁有平等的提案權，又對來自於社會各界或其他委員的各類提案擁有平等的審議權、表決權。其宗旨在於“發展公益事業，構建和諧社會”，公益對象為“三個麵向”：麵向教育事業，麵向醫療事業，麵向“三農”事業。
截至2007年9月，牛根生與家人所捐股份的市值已經突破50億元，其紅利逐年納入“老牛基金”。2003～2006年所產生的紅利，已廣泛運用於支助失學兒童與貧困大學生，幫扶五保戶與周邊農民，建立牧區流動醫院與慰問英模人物等各項社會公益事業。
事實上，社會責任不僅是投入，更能產生無形和有形的經濟效益。企業如何把社會責任上的投入轉化為市場競爭力？杜邦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案例。
從1802年總資產僅36000美元的火藥作坊，到2002年全球總收入超過240億美元的跨國企業集團，杜邦200年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功不可沒。“我們在生產運營過程中擔負起社會責任，同時這種投入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價值。”杜邦中國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查爾斯·布朗（Charles Brown）這樣說。
在杜邦，對環境影響的定義除了傳統衡量的廢物和廢氣排放之外，還包括對原材料和能源的不當消耗。杜邦全球首席執行官賀利得在1994年提出“零汙染”、“零排放”的目標，對化工業的傳統思維提出了一個挑戰。同時這也幫助杜邦將體現社會責任的“企業環保哲學”同企業的戰略規劃、經營活動更好地結合在了一起。目前，杜邦公司每年平均花費5億美元左右用於環境保護的改進和開發。
從1990年開始，杜邦每年設立公司的“環保獎”，以鼓勵全體員工為保護環境作出自己的努力。員工們記住了這樣的名言：“盡量不要在地球上留下腳印。”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是盡量少用不可再生的資源；二是所有排放物盡量減少到最低限度，不對環境造成傷害。因此廢料減量和資源再生利用成為杜邦環境管理的重點，這樣，環境保護不再隻是消極地增加企業運營成本，而是被視為能夠產生效益的行業。
把廢品變成有用的產品，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杜邦在這方麵已經有過多次嚐試。比如，將回收的舊尼龍地毯加工成汽車部件和土壤穩定劑；利用廢棄的牛奶杯生產特衛強（TYVEK）的信封，美國郵局的信封業務已經被杜邦承包下來；把可麗耐（CORIAN）廢片用來生產更高附加值的產品如手表、鋼筆等，而這種廢片過去隻是被直接埋在地下，無疑這種改變為可麗耐表麵固體材料企業開辟了一個新的收入來源。杜邦下一步的目標是：到2010年，全球工廠至少有10%的能源需求和25%的收入來自可再生資源。
“有些公司會把解決安全問題看作增加成本，而杜邦卻把保障生產安全、完善預防措施視為一種回報豐厚的投資。如果杜邦的安全紀錄隻能達到美國工業安全的平均指數，那麼我們每年都要多損失掉10億美元。”
杜邦於1989年在深圳開設工廠以來，創造了工傷事故“零記錄”的奇跡。為此深圳工廠獲得杜邦和深圳市政府頒發的最高安全獎。
深圳工廠12年來沒有一次事故，估計共節省了上百萬美元的直接費用，而節省的間接費用（由安全事故帶來的停工、尋找新員工、勞資糾紛和客戶損失等費用）則至少數倍於此。同時，安全使產品質量更為穩定，和供應商、客戶之間關係更為緊密，員工的投入度和凝聚力增加，工作效率更高，這些效益難以用數字衡量。